这些被切开的、被压制的、被迫缝合的记忆，使得诞生于这片土地的作者们，天然地就更擅长在时间的缝隙中写作——以神话复写暴政，用荒诞对抗压抑的现实，引虚构补却失声的历史。

鲁尔福写《燃烧的原野》时说，“死是一种希望。”未完成的现代性始终出现在拉美文学中。

谁能够真正写完这段历史？反复出题却从不公布标准答案的神明吗？凝视着马孔多的种植园商人们，吞咽着破碎的乌托邦，愤恨地仇视着时间长河里的苦难与仇恨，看它们魔幻地坠入亚马逊河，被变形的潮水吞没。周而复始。

格拉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里，而文学的任务就是穿越这些假象。但拉美文学的任务似乎更加“跳跃”与严峻，因为它总在不断被“篡改”。在成为祭品的历史周期内，书写者唯一能做的事，似乎只有活在此刻。然后握紧笔。

文化理论家霍米·巴巴曾在他的著作《国族的叙事》中提出过一个概念，“文化杂合性”。很多时候，殖民与反殖民者并非位处泾渭分明的光谱两端，而是持续地处于杂糅与重构之中。彼此仇恨，却又彼此交融。

过去的许多年，拉美写作者似乎始终置身于这种“无终局”的空间之中，他们难以诉诸纯粹的本土性，也无法完全依靠外来的西语法。于是，唯一的解法似乎只有不断在撕裂中寻找缝合、融合之法。

乌拉圭作家安赫尔·拉马在过往提及拉丁美洲时说到，这片土地的书写传统始终是“在中心之外的书写”，它既要书写压迫者的制度，又要替沉默者保留一席之地——

“知识分子，一个克里奥尔人，其身份是很难定义的。他的旅行笔记常给我们传递出一种矛盾性：时而是作为欧洲人的优越性，时而是找不到身份认同的茫然。……‘克里奥尔黑人的意识与克里奥尔白人（撒克逊或伊比利亚人后裔）的意识是相反的，他们并不是继承殖民者的意识，而是奴隶性的产物’。”（引自《19世纪哥伦比亚汉学家唐可·阿尔梅罗笔下的中国》）

欧洲梦与异质性的文化，共同构成了这种双重书写中的中间地带。

无法圆满的终局，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中止；无法得到回应的独立性文化，只能被迫悬置；无法总结的历史长河，只能矛盾地叩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拉美的结尾其实是一个故事叙述的断面。一个结尾，就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个人的横切层。

时时焚烧而日益坚韧的文学家们举起笔，让心底的喧嚣汇入灼热的文段中。于是，每一次停顿，都成为对秩序神话的撕裂。每一个句点，都成为失序年代中的临时据点。

在这贫瘠与荒芜的土地上，如若终章始终悬置，如若久久不见天日已是常日，那便站在太阳的侧面，以己之力，抵达另一种叙述不可能性的承认与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