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和王沭阳按照约定,在一间窗明几净的律师事务所,见到了卓越推荐的那位律师。他姓周,穿着熨帖的衬衫,言谈间既有法律工作者的严谨,也带着能让人信服的条理。我们花了将近一上午的时间,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手头已有的证据、以及我们希望达到的法律诉求,向他做了详尽的陈述。
周律师听完,没有立刻表态,而是仔细翻阅了我们带来的材料复印件——那盒“三无”药盒的照片、检测报告、急诊病历、孙俊卿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及毕业典礼现场混乱照片。他时而沉思,时而用笔在纸上快速记录要点。
“情况我基本清楚了。” 周律师抬起头语气郑重,“从现有材料看,对方在药物事件和毕业典礼公开侮辱这两件事上,已经明显涉嫌违法犯罪,具备了刑事立案的基本条件。特别是药物事件,如果你们陈述的情况和这份检测报告属实,且能追查到明确的来源和添加行为,性质是比较严重的。至于毕业典礼的事,属于公然侮辱诽谤,扰乱公共秩序,同样可以追究行政甚至刑事责任,并且是对方主观恶意和行为升级的明确体现,有助于将前后事件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递进式的侵害事实链条。”
他给我们倒了水,继续说:“我的建议是,今天下午就去报案。带上所有证据原件。笔录陈述时,要像刚才对我讲的一样,逻辑清晰,时间线明确,重点突出两个核心事件——药物和公开侮辱,尤其是前者。个人恩怨和家庭背景可以作为动机背景提及,但不要作为指控的主要依据,以免被对方反咬是私人纠纷夸大其词。警方的判断,更看重客观行为和证据。你们放心,只要事实清楚、证据扎实,警察会依法处理的。”
周律师还详细叮嘱了报案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后续可能需要配合的环节。有了专业律师的梳理和背书,我们心里那份因未知而产生的忐忑,平复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走向正式战场的、带着紧绷感的清醒。
下午三点,我们准时到达海淀分局。按照指引,来到指定的接待室。房间简洁肃穆。等待的时间仿佛被拉长,每一秒都能听到自己清晰的心跳,一种急切的心跳。
不到十分钟,门被推开。一位身着警服的中年警官走了进来。
“卫桑?王沭阳?” 他开口,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伸出手,手掌宽厚有力,“我是厉声,负责你们报案的询问。”
“厉警官,您好。” 我们立刻起身,郑重地与他握手。
“坐。” 厉声警官示意我们在他对面坐下,他自己也落座,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记录本,“不用紧张,把你们要反映的情况,按照时间顺序,实事求是地说清楚就行。先从你们认为最重要、性质最严重的事情说起。”
我深吸一口气,与王沭阳交换了一个眼神。他对我微微点头,目光沉静,带着无声的支持。
接下来的近两个小时,是我毕生难忘的陈述。在厉声警官冷静、直接、时而插入关键提问的引导下,我从桑梓散布关于我的谣言,毕业旅行前于金异常获悉我失眠隐私开始讲起,到孙俊卿转交桑梓提供的、伪装成王沭阳关心的“晕车药”,服药后远超寻常晕车的剧烈反应,独自被遗弃山路的无助,归途凶险的高烧入院,病愈后整理物品发现那个诡异的无标识药盒,私下送检得到含有“多潘立酮”且分布不均的结果……每一个环节的时间、地点、相关人员、我的身体感受、后续发现,都尽可能清晰地复述。王沭阳在一旁,主要补充了旅行组织联络、他接到A君电话后远程协调、以及获取检测报告等外围时间节点和信息。
厉声警官听得极其专注,几乎不打断,只是笔尖在纸上飞快移动,留下沙沙的声响。听到药物检测的具体成分和“人为添加嫌疑”时,他眉头骤然锁紧,抬眼看了我一下,那目光中的审视意味更浓,但也多了一丝凝重。
“关于这盒药,” 在我陈述完药物部分后,厉声第一次主动深入提问,问题尖锐而专业,“你指控是桑梓通过孙俊卿提供,并怀疑于金知情甚至参与。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他们与你的个人矛盾,以及桑梓在药物传递环节的直接行为外,是否有其他证据,能将这盒药与于金直接关联?比如,他是否接触过这盒药?是否就你的‘晕车’或‘失眠’给过任何用药建议?在药物事件前后,他与桑梓之间,有没有就此事有过你可以证实的沟通或异常举动?”
我被问题的直接和关键所震动。我强迫自己更冷静地回答:“直接的物证或对话记录,目前没有。但有几个间接关联和异常点:第一,于金在旅行前准确知道我当时严重的失眠情况,此信息我仅告知了最亲密的家人和王沭阳,他获得此信息的渠道可疑,且之后在安排上对我缺乏基本关照,与其‘老师’身份和已知我身体不适的情况不符,存在矛盾。第二,事发后,他对我病情的询问非常冷淡,且在处理遗弃问题上显得刻意回避。第三,也就是昨天,在毕业典礼上,桑梓策划了当众侮辱我的事件,这证明了他们两人持续的合作关系,以及为了打击我不择手段的共性。我认为,在药物事件上,桑梓是直接执行者,而于金,至少是知情者和间接的促成者,甚至可能是策划者之一,因为他们有共同动机,且行动上存在配合与掩护。”
我顿了顿,补充了更具法律意义的关联点:“而且,据我了解,于金是我生物学上的父亲卫霖的另一个孩子,我们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但因上一代恩怨,他对我抱有敌意。这可以解释他异常行为的深层动机,也使得桑梓的行为,可能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嫉妒,更是受到了于金的指使或利用。”
厉声警官记录着,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他没有追问血缘细节,只是点了点头,示意我继续。
我接着陈述了昨天毕业典礼上,桑梓拉横幅、当众污蔑。出示了现场照片、医院证明,并强调了此事与之前药物事件在时间上的紧密衔接和性质上的升级,表明对方侵害行为的连贯性和主观恶意程度的加剧。
全部陈述完毕,口干舌燥,但精神却有一种异样的集中。
厉声警官合上记录本,双手交握放在桌上,目光扫过我和王沭阳,语气严肃:“你们反映的情况,特别是关于药物和公开侮辱这两部分,如果查证属实,性质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这盒药,” 他指了指王沭阳刚刚按要求提交的、密封在物证袋里的药盒和检测报告原件,“私自添加不明药物成分,给他人服用并造成健康损害后果,这已经涉嫌触犯《刑法》,具体罪名需要进一步侦查和鉴定来认定。公开侮辱、扰乱大型活动秩序,同样要追究法律责任。”
他看向我:“卫女士,我们需要对这些证据进行正式的登记、鉴定和调查。包括这盒药的来源、添加行为是谁实施的、添加的是什么、有什么意图和后果,以及昨天事件的组织策划者。这需要时间。你们要做的,是保持通讯畅通,配合我们后续可能的询问和调查。同时,” 他语气加重,带着告诫意味,“在案件调查期间,注意自身安全,保持冷静。不要再与对方发生任何正面冲突,有任何新情况或感到不安全,立即联系我们。在得到明确结论之前,不要对外散布案件细节,以免干扰调查或引发其他问题。明白吗?”
“明白,谢谢厉警官。” 我和王沭阳同时点头。
“这是我们的工作。” 厉声警官站起身,神情稍缓,“今天先到这里。立案手续我们会按规定办理,有进展会通知你们。回去等消息吧。”
走出分局大楼,傍晚的风带着白日的余温吹来,我却感到一种从内而外的、轻微的虚脱感,仿佛刚刚进行完一场极度耗费心力的考试。但与此同时,一种更清晰的、近乎沉重的轻松感,也随之而来——那盒药,那份报告,那些委屈和愤怒,终于不再是我和王沭阳两个人默默背负的秘密。它们被放在了国家执法机关的面前,被赋予了法律的重量。
坐进车里,王沭阳轻轻握了握我放在膝上、还有些冰凉的手。“感觉怎么样?”
“像打了一场仗。” 我靠向椅背,闭上眼睛,“但总算……把该说的,都说了。把该交的,也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