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手各抓着一颗球,膝盖上还滚着一个。
头发散了几缕黏在额头上,运动短裤蹭得皱巴巴,手心被橡胶球打得发红。
旁边一组有个女孩全程只接住了两个球,但姿态优美,收放自如,每一步都像是在跳舞。潮子从垫子上爬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把散落的头发别到耳后。
工作人员笑着,把散落在垫子上的球收了回去。
制作人端起茶杯,遮住了嘴角的微笑,他觉得少女前面几关都做得很好,展现出沉稳性格中的奋力拼搏,而这一关里却透着拼劲儿中纯真,更贴合小鹿纯子的形象。
白井贵子的目光在潮子身上停留了好几秒。
“下一项。”她说,声音带着一种逐渐放松下来的语气。
第三阶段是即兴表演考核。
工作人员发给每个人一张纸,上面写着场景说明——
“纯子收到妈妈留下的球鞋。妈妈民子觉得没有相见的必要,在宾馆里收拾东西准备回美国。纯子飞奔到宾馆,和妈妈相认。”
说白了,这是一场哭戏。
没有台词,没有对手演员。只有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双白色的排球鞋。
潮子站在房间中央,看着那双球鞋。
工作人员喊“开始”的时候,她走过去,弯腰,把球鞋拿起来。
抱在怀里。
然后慢慢地跪了下来。
她先是无声地哭。
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落在球鞋的白色帆布上,绽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迹。她把球鞋贴在胸口,下巴抵着鞋面,嘴唇在发抖但是没有出声。她哭得很安静,但那种安静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喘不过气来。
她抬起头,看看怀里的球鞋。
又抬起头,看向窗外。
她的眼睛里,那面墙上映出了别的东西——一个模糊的、想要靠近又不敢靠近的身影。
纠结、迷茫、心痛……
这一切在她那双漂亮的眼睛里闪过,一层一层地翻涌,像海浪拍在礁石上,退回去,再拍上来。
她把球鞋放在床上,站起来。
开始在这间房间里奔跑,充满那种急切的、想要抓住什么的快步,风扬起她的发丝。
她跑向妈妈所在的宾馆,伸手去按电梯按钮,那只有一面空白的墙,但她按得很用力,指尖在墙面上连着按了好几下,眼角是紧张的,眉头是皱的,嘴唇抿成一条线。
当她从电梯跑出来,跑向房门口。
她在房间门口停下来,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下去。
哭了……
这次不是无声的哭,她换了一种哭法,那种压抑着、但压不住的哭。
肩膀在抖,双肩一耸一耸的,嘴唇紧紧抿着,但眼泪还是往外涌。她用手背去擦,擦不干净,越擦越多。
夹杂着委屈。
为什么不和我相认。
这句话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所有人都从她的脸上读到了。
然后她听见了什么。
她猛地抬起头。
那扇不存在的门,开了。
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仿佛看到了母亲,她终于愿意接纳她了。
她看着门口的方向,慢慢地,慢慢地,伸出一只手,那只手在空气中停留了一秒。
她再也忍不住,顺着手臂伸出的方向,整个人扑进那个“怀抱”里,脸埋在“母亲”的肩窝里,放声哭了出来。
不再是之前那种安静的、压抑的哭,她嚎啕大哭,会场上弥漫着她充满孩子气的哭声。
那一刻,她想到的不是剧本里的民子,是静冈的庆子。
是那个把她送走的、不让她回去的、在电话里说“别回来”的庆子,她的妈妈。
她的哭声在大厅里回荡了很久。
导演在监视器后面看着她,手里的笔悬在半空中,没有落在纸上。
制片人转头看了白井贵子一眼。
白井贵子沉默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说:“可以了。”
潮子从地上站起来,眼泪还没干,她用手背胡乱擦了一把。脸颊上留下几道湿润的痕迹,鼻尖红红的。
她鞠了一躬,退到旁边。
旁边两个女孩看着她,眼睛也是红的。
“好厉害啊……”马尾女孩小声说,声音还带着一点鼻音,“这是专业演员的水平啊。我刚才可没有那样哭。”
“是啊是啊,”另一个女孩点头,“我只是想‘见到妈妈好想哭’,但她那个眼神……她的眼神太有表现力啦。”
潮子还站在窗口,阳光落在她的肩膀上,她的呼吸还没有完全平复,胸口还在微微起伏。她把手插进运动短裤的口袋里,用力握了握拳,让自己的情绪慢慢沉下去。
白井贵子始终没有移开目光,一直看着这个倔强的女孩。
第四阶段:镜头定选。
选手需要在摄像机前做几个排球基本动作,导演通过监视器观察上镜效果。
潮子站在镜头前面。
阳光从窗户打进来,她的在肩膀上的短发在光里泛着一层柔和的蜜色光泽。她做动作的时候没有看镜头,目光始终注视着前方,而镜头的焦点不自觉地跟着她走。
有些人需要去找镜头,镜头需要去迁就她们。
而潮子不是。她站在那里,镜头就自动找到了她。因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在这里”的存在感,让镜头无法忽视她。
白井贵子看着监视器里的画面。
这个女孩当她在镜头前跳起来的时候,整个画面都在向上展开。
她的眼睛在镜头里发着光,那种“我就是要做这件事”的自信。
这种光让白井贵子想起1972年的自己。
她也是这个年纪。
也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眼神。
那时候她站在慕尼黑的赛场上,观众席上几万人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她没有害怕,她只是想打球。一直打下去,打下去,打到不能再打为止。
“可以了。”她说。
导演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字。
制作人转头看了上面的字,
那个字是——
“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