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三条，偶尔四条。碰到争议大的条文就停下来查残本、做校注，一条能耗一整天，但不会像第一年那样卡住不动了。到了这一年的仲春，她已经默完了十二卷中的十卷。剩下的两卷是《捕亡律》和《断狱律》，法条少，她估计两个月以内能写完。手稿摞在隔板上已经占了五格，每一格都捆得整整齐齐。

她的字在这几年里变得更稳了。她在长安的时候写字快，收笔利索，像刀切的。现在她写得慢了，每一笔都写到位才提起来。横画的起笔处多了一个很小的顿，竖画的末尾收得更圆了。

裴衍说她的字比以前好看了。她说不是好看了，是写得多了。笔在手里磨了几年，手知道笔要去哪里，不用她想了。

阿藤有时候从州学跑过来找她。那个孩子已经认了好几百个字了，最近在学《千字文》。他蹲在旧书库的门口，一边啃苹果一边看她写字。

有一次他问她写的是什么。她说是律法。他问律法是什么。她说律法就是规矩，写在纸上的规矩，谁都得守的那种。他想了一会儿说那谁写的规矩。她说很多人。他又想了一会儿说那你也在写规矩吗。她说不是，她只是把别人写的规矩抄一遍。

阿藤啃了一口苹果，说那你为什么要抄。她说因为很多人没见过这些规矩。他点了点头，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完全懂。他把苹果核扔进引水渠里，跑回州学去了。

有一天深夜她写到《擅兴律》第三条。

她的笔停在了纸面上。笔尖上悬着一滴墨，墨滴越来越大，终于落在纸上，在“擅”字的旁边洇出了一个圆点。她把圆点用指腹擦了擦，指腹上粘了一片墨。

这条她太熟了。当年在长安的时候她亲眼看过这条法律怎么被用来给一个无辜的人定罪。“擅兴”的“兴”原本指的是“调兵”或“征发劳役”，但韦坚当年把它扩大解释成了“一切未经批准的活动”。

空白的纸面在灯光下发着淡黄色的光，她知道这个空白应该写什么，应该写案例，写这条法律在实际中被怎么用的。

但她写不下去，她太记得了。她记得韦坚的面孔，记得大理寺案卷室里那些被翻了无数遍的旧纸页，记得程司直把提灯递给她的那只手，她记得所有的东西。这些记忆太重了，重到她的笔提不动。

沈约抬起头，窗外是桂州的春天。引水渠边那蓬不知名的花又开了。白色的小花，花瓣像指甲片那么大，薄薄的，一碰就皱。

她把灯芯按矮了一点，火焰缩小，照亮的范围只剩条案上的那页稿纸和她自己的两只手。她把稿纸翻过去。背面是空白的，她用最小的字，在纸面的右下角写了一个名字——沈文远。

笔画很小，小到要凑近了才能看见。“远”字最后一捺她写得很长，长到超出了纸边，在桌面上留了一道淡淡的墨痕，和她父亲的写法一样。

写完她把笔搁下来。墨还湿着，她没有吹干，也没有翻回正面。她把灯熄了。黑暗一下子涌进来，旧书库的霉味比白天重，混着灯芯熄灭后的那股焦糊气。

沈约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被子潮乎乎的，带着一股洗不掉的霉味，她已经习惯了这个味道。

三年前第一次闻到的时候她皱眉，现在闻不出来了。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待久了就变成了背景。但有些东西不会，有些东西你记了多少年就会再记多少年。

她闭上眼睛，手指上的茧子在被子的布面上刮出了一点细微的沙沙声。明天还有三条要写，明天还有很多个明天。

她翻了个身，面朝窗户。窗外的夜色透过木板的缝隙渗进来一丝微光。她看着那个小点，看了一会儿，看着看着眼皮就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