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石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难民潮中找到沈晏一行人。

沈霆已经病得下不了床，沈希希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累得形销骨立。怀安和念玥瘦了一大圈，念玥还在发烧，烧得小脸通红。

杨石泽把沈晏拉到一边。

“上海待不下去了。”他说，“日本人随时可能进租界。我给你安排好了，去杭州。那边有朋友，有住处，能安顿下来。两个孩子不能再颠沛流离了。”

沈晏看着怀里的念玥，看着她烧得迷迷糊糊的样子，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

“思玥呢？”他问，声音嘶哑，“思玥还没有找到，我不想离开上海。”

杨石泽沉默了很久。

“沈晏，”他终于开口，声音沉重，“我知道你放不下她。可是两个孩子呢？沈老爷子呢？希希呢？他们现在都需要你。你想想，如果思玥还在，她会让你怎么做？”

沈晏闭上眼睛，没有说话。

他当然知道她会让他怎么做，她会让他先照顾孩子，先照顾老人，先活着。

她自己，永远是排在最后的那一个。

“我已经托人四处打听了。”杨石泽说，“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杭州离上海不远，有了消息，随时可以回来。但是现在，你必须带孩子们走。”

沈晏睁开眼，看向不远处躺在简陋床铺上的父亲，看向抱着怀安、满脸疲惫的妹妹，看向怀里烧得滚烫的女儿。

他没有选择。

三天后，杨石泽安排的车子趁着夜色驶出上海。

沈晏抱着念玥，沈希希抱着怀安，旁边躺着病重的沈霆。车子颠簸在残破的路上，驶向未知的杭州。

沈晏回头，透过模糊的车窗，望向渐渐远去的上海。

他不知道思玥在哪里，不知道她是死是活。

他只知道，他要带孩子们好好活下去，等她回来。

而她，此刻正在同一片夜空下，乘着南下的船，与他背道而驰。

海风呼啸，夜色深沉。

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他们不知道，这一别，就是很多年。

......

香港的夜总是很静。

何思玥租住的屋子在半山一处简陋的公寓里，推开窗能看见维多利亚港的灯火。

可那些灯火离她很远，远得像另一个世界。她常常在深夜坐在窗前，对着那些星星点点的光，想起上海梧桐树下的那盏灯。

那是家的光。

现在，家没了。

她低下头，铺开一张信纸，拿起那支沈晏送的钢笔。

笔尖悬在纸上，久久落不下去。

她已经写了太多封信，每一封都写满思念，每一封都无处投递。

她不知道沈晏在哪里，不知道孩子们在哪里，不知道他们还活着吗，不知道这封信该寄往何方。

可她还是写。

不写，她会疯的。

笔尖终于落下，洇开一小片墨痕。

“沈晏：

今天是我在香港的第一百七十二天。天气热得厉害，和上海的秋天完全不一样。我给一个患疟疾的孩子看病，他烧得很厉害，一直喊妈妈。我握着他的手，想起了念玥。她发烧的时候，也这样喊妈妈吗？你在她身边吗？有人握着她的小手吗？

我不敢想。想了就睡不着。

陈扬帮我在一家诊所找了份工作，每天从早忙到晚。病人很多，药品很少，和在上海时一样。忙起来的时候，能暂时不想你们。可一闲下来，你们的影子就涌上来，怎么赶都赶不走。

怀安该会读书写字了吧？念玥还会不会半夜哭闹？他们的头发长了没有？瘦了没有？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要照顾父亲和希希，累不累？

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这些。想得心里发疼。

今天我收到一封从内地转来的信，是个病人写的，说在逃难路上见过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年轻男人。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跑去打听。结果，不是。那人姓王，不是姓沈。孩子也不是龙凤胎，是姐妹俩。

回来的时候，我在路上站了很久。陈扬找到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陪我站着。后来他说，何医生，你要撑住。

我撑得住。我答应过你，要活着。活着才有以后。

可有时候真的很难。比如今天，诊所里来了一个男人，背影特别像你。我喊了一声“沈晏”，他回过头，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他说，小姐，你认错人了。我点头说对不起，可回到诊室，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他们吓坏了，以为我太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是想你了。

非常非常想你。

不知道你此刻在哪里，不知道这封信什么时候才能寄到你手上。也许永远寄不到。可我还是写。写下来，心里就好受一点。

那支钢笔的墨水快用完了。我舍不得换，每次用完都仔细收好。那是你送的，是我现在唯一带着的、属于你的东西。每天晚上，我都会把它放在枕头边，就像你在身边一样。

怀安、念玥，一定要好好的。你一定要好好的。等战乱结束，等我们能团聚，我要听你讲这一路的故事，我要看孩子们长大的样子，我要和你一起，再拍一张全家福。

那天的照片，我弄丢了。对不起，沈晏。那么珍贵的东西，我弄丢了。

可我还记得你的样子。记得你抱着孩子的样子，记得你看着我笑的样子，记得你那天早上出门取照片前，亲我的那一下。

我都记得。

天亮还要出诊，就写到这里。

无论你在哪里，无论要等多久，我都会等下去。

妻：思玥

信写完，何思玥放下笔，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