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愿意也没关系的。这么问只是……我见过很多人，一旦生活里出现血怒病的阴影，就很难再走出去、回归正常社会了。”

吴队长这样说着，给李翠云倒了杯热茶。

他也是这样过来的，吴队长说。他哥哥因为血怒病去世了，但主要责任是那家疗养院看护不当。血怒病发病期的患者除了对他人的攻击欲，也会有强烈的自杀冲动，但一般疗养院意识不到这一点，只会隔离拘禁，镇定剂的用量也不够。

嫂嫂前几年因为一场事故去世了，他的家人只留下了哥哥年幼的儿子。

他原本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但自从哥哥确诊的那天开始，同事们都自觉地孤立起他。除了真正了解的人，社会对这种疾病充满了错误的认知。有人担忧血怒病有遗传倾向，惧怕他也突然有一天暴起伤人；有人认为血怒病有潜伏传染的可能，视他为灾难的载体；也有人只是单纯对政府因这种疾病增税而心怀不满。

他能理解。死亡的阴霾从未离开过他，就像梦中哥哥五官流血、双目泛红的脸一样，挥之不去。

他辞职了，漫无目的地游荡了一阵。但存款渐渐不足以支撑他和侄子的日常开销。他又去四处寻职，才发现血怒病家属的身份早已被永远烙印在档案里。

“直到我找到了红屋疗养院。”吴队长这样说着，有些出神地望向窗外。“这里的人能理解你，能接纳你。”

从那天起，李翠云成了李姨。

奇怪的是，放下李翠云这个名字后，一切过往的幸福、痛苦、执念和爱都像过眼云烟一样离去了。

她坐在培训用的会议室里，听着讲师介绍红屋的基本信息，介绍血怒病，介绍他们目前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工作内容。她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归宿，她是这样以为的。

吴队长第二年就死了。

原因没人知道，他被从大楼六层运下来，制服笔挺，一块简单的白布遮住面容。那时仍被称为吴辰安的小吴医生只有十岁，被新任的齐队长牵着手站在一旁。告别仪式很简单，工作人员们一个个经过棺椁，鞠躬致意一下。吴队长的尸体依旧穿着制服，红屋的袖章在阳光下闪着光。没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吴队长为什么在笑呢？李姨看着鲜花中的遗体，也和同事一样鞠躬，脑子里却是一年前他在办公室泡茶的模样。生活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而停滞脚步，李姨和所有同事们一样，把碍事的思绪锁进脑海中封闭的角落。

大约一周之后，齐队长半夜来到了她宿舍门口。轻叩六次，是重要事宜的暗号。李姨大约几十秒就换好了一身笔挺的制服，打开门时心脏砰砰跳动着。

院长要找你。

那时齐队长简单地这样说这。

在大楼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