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伊平均一个月去两次瑞士。有时是日内瓦，有时是苏黎世，有时是巴塞尔——ITER的总部在法国南部的卡达拉舍，但相关的合作单位和会议地点散落在瑞士法语区的各个城市。她通常周二晚上飞，周三全天开会，周四上午再开半天，下午去对方的研究所看最新的实验数据，傍晚赶到机场，飞回伦敦，节奏紧得像一张被拉到极限的弓。

但她不觉得累——不是不累，是习惯了。从七岁开始在ICU里一天一天地熬，从十四岁开始在三篇论文和预警系统之间切换，从十九岁开始在ICU值班和无人码头驻场之间来回跑。她的身体早就学会了在飞机上补觉、在出租车里回邮件、在会议间隙吃一口三明治然后把剩下的半块塞进背包里留着下午继续啃。

董事会其实就佐伊的身体情况有过讨论，毕竟整个技术中心的未来不能压在一具随时可能垮掉的身体上。

查尔斯抽出一整套技术中心后备力量的培养计划，以及佐伊在集团中整体技术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一点点——来堵住董事会的嘴。她万一真的不在了，集团还能继续走，只是慢一些，只是本来只需要一个项目经理和两个技术配套的地方，要配成七到八人的小团队。只是技术组的七八个散落在各个项目上的条线可能要重新组织，并且需要扩编大约15%。只是CTO可能会更累一点，因为手下没一个技术总监能有佐伊这样的能力，把项目的每一个细节都盘得清清楚楚，并排除了几乎所有雷点。

佐伊不关心自己在集团里的地位，也对董事会大会上那些窃窃私语的讨论没什么兴趣。比起这个，她更关心ICU值班的医护是不是还撑得住，自己管理条线下的小伙伴是否负载饱和，还有安东尼是不是又在一个月里值了十多个夜班。

自从频繁往返瑞士与英国，佐伊多了一个习惯，每次从瑞士回来，都会在免税店里买巧克力。不是安检完了随手拿一盒的买，是认真花点时间，在巧克力货架前面站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新出的口味，看看包装上的可可含量，看看保质期。这可能是她最接近“逛街”的时刻了。

她最近偏好的那款，是牛奶巧克力裹着榛子碎，里面的夹心是软软的牛奶咖啡味巧克力，咬开的时候夹心会慢慢流出来，在舌尖上化开，甜得恰到好处，不齁。

第一次吃到是从日内瓦回伦敦的路上，那时候她刚开完一个很累的会，六个小时的等离子体控制算法讨论，从磁流体动力学稳定性到边界局域模的实时抑制，她的法语不够用，对方的英语也不够用，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靠公式和白板沟通的。她在回程的飞机上把那盒巧克力拆开了，连吃三颗，然后在飞机的颠簸里睡了一路。

从那以后，每次从瑞士回来，她都会在免税店里买一盒给自己。不一定是那个口味，有时候是黑巧克力，有时候是海盐焦糖，有时候是包装上印着马特洪峰的旅游纪念款。她在收银台付钱的时候不怎么关心价格——不是说她不在乎，是她觉得这个钱该花，花在回程的路上，花在从“瑞士时间”切换回“伦敦时间”的那个过渡带里，成为生活仪式感的组成部分之一。

但与此同时，她还会在免税店里提上一大盒分享装。长方形的、打开来里面有三层的、每层都用金色锡纸隔开。

这种大盒她不会留在自己手里，她会直接带回BeaconCare，直接放在ICU护士站的台面上，透明的塑料盖朝上，旁边放一张便签纸，上面用她的字迹写着“请随意”。

护士站是ICU的交通枢纽，谁经过都会停一下——医生去查房要经过，护士去配药要经过，护工推着转运床要经过，呼吸治疗师背着设备包要经过，营养科的配送员端着餐盘要经过。每个人经过的时候都会往那盒巧克力看一眼，伸手拿一颗，剥开锡纸塞进嘴里，然后继续走路。有时候是忙到没时间吃午饭的护士，在护士站核对医嘱的时候顺手拿一颗，咬一半，含着，继续对着电脑屏幕敲键盘。有时候是刚跟家属谈完话的住院总，眼眶还红着，路过护士站，停下来，拿一颗，剥开，塞进嘴里，站在走廊里嚼了几秒钟，然后深吸一口气，走回病房。有时候是夜班的规培生，早上七点半交完班，困得眼睛都睁不开，路过护士站，看见那盒巧克力，拿一颗，含在嘴里，甜味把最后那一点清醒吊住了，撑着走回更衣室。

护士长说这盒巧克力是ICU的“士气补给站”。佐伊每次听到这个说法，嘴角都会弯一下，然后下次去瑞士，买更大的一盒。

不去瑞士和法国的工作周，周三周四就会空出来。但是这种日程上的空，不代表工作内容的空，待办事项依然像山一样堆在她脑子的后台。

这两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睡觉。27楼的公寓窗帘是遮光的，拉上之后白天和黑夜没有区别。她把PICC放在枕头边上，把手机调成勿扰模式，然后把自己埋进被子里，像一只钻进地洞的兔子。debug会跟着一起钻进被窝，在恒温25度的公寓里，紧贴着佐伊的胸口，睡得四仰八叉。佐伊往往能从凌晨一两点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被debug踩奶呼噜和讨零食的动静弄醒，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盯着她，在小夜灯的光芒里散发出暖黄色的反光。尾巴搭在她的手腕上，猫爪踩在肋骨上，大脑袋使劲的顶自己“妈妈”的下巴。佐伊伸手摸摸猫头，给它从头到尾尖儿揉一顿，然后起床，洗漱，从冰箱里拿一盒代餐奶昔，坐在沙发上慢慢喝。

第二重要的工作就是看后台。Puls的假阳性率、手环项目的数据质量、ICU的床位状态——她每天都会看，但这几天会看得更细一些。把过去一周的数据拉出来，逐条分析趋势，找出那些“有点不对劲但还没到报警阈值”的苗头。Puls在曼彻斯特的假阳性率比上周高了零点三个点，不是问题，但她会去看一下是不是那边的院前体温录入设备又换了型号。手环在布里斯托的数据上传成功率从九十九点四降到了九十八点九，不是问题，但她会去看一下是不是那边的网络基站有故障。她说这叫“预防性维护”，Vital说这叫“你不放心任何人”。她没有否认。

还需要看代码。手环项目的滤波算法还在迭代，她每周会花几个小时把软件组提交的代码过一遍。不是review，是重写——把那些写得不够干净的函数重构一遍，把那些可以合并的循环合并，把那些被注释掉的调试代码删掉。软件组的小兵第一次被她在代码里加批注的时候紧张得鼠标都握不住，后来习惯了，每次提交之前都会自己先跑一遍静态检查，确认没有多余的括号和拼错的变量名，再点发送。

第三核心任务是看资料。可控核聚变的论文堆了厚厚一摞。不是那种“看摘要和结论”的随便看看，是从引言看到讨论，从讨论看到参考文献，从参考文献找到更早的论文，一直追溯到九十年代的第一篇托卡马克控制论文。这种读法很慢，一篇论文有时候要读一整个下午，因为读着读着就会发现自己有个概念没弄懂，然后去翻教材，翻完教材回来继续读，读到一半又发现有个公式推导跳了一步，自己拿笔算一遍，算完了再继续读。Vital有一次路过她的工作室，看见她桌上摊着三本不同颜色的教材、两篇打印出来的论文、和一本写满算式的拍纸本，以为她在准备什么考试。“你在干什么？”他问。“读论文。”她说。Vital看了一眼那篇论文的标题，里面有一个词他不认识，就没有再问了。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佐伊开始校对书稿。《危重症早期识别与系统思维》已经三校了。出版社的编辑上周发来邮件，说这是最后一轮校对，确认没有问题就付印了。佐伊把校样稿打印出来，厚厚一沓，用夹子夹着，放在茶几上。她每天校几章，用红笔在页边写修改意见。有时候是改一个标点，有时候是删一句重复的话，有时候是在某个她觉得“还不够清楚”的地方加一段补充说明。编辑在邮件里说“三校之后原则上不再接受大幅修改”，佐伊没有大幅修改，她只是把第三章的流程图重新画了一遍，把心源性休克和梗阻性休克的鉴别诊断节点调换了顺序，让读者在视觉上更容易抓住重点。

在这些工作的间隙，佐伊就沉浸式的撸猫，debug很喜欢那些时刻。

此外还有一些时候，佐伊需要接住总和规培的咨询电话。不是每天都有人打，但每次打来都是“我觉得这个病人不太对劲但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普林斯博士您帮我看看。”

这种只能靠经验和直觉判断的问题的确很难。面对这种电话，佐伊从来不敷衍，她会放下手里正在做的事，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走到公寓那块小白板前面，一边听对方描述，一边在白板上画时间轴。体温的变化、心率的波动、血压的拐点、尿量的趋势、化验单上那些在正常范围边缘反复横跳的数字——她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标在时间轴上，然后用不同颜色的笔把异常点圈出来。

Lisa有一次和佐伊搭班，是十一月的第一个周六白班。那天ICU不算忙，三十二张床，收了四个新病人，转出去三个，没有抢救，没有死亡。中午的时候两个人难得在值班室里同时坐下来吃午饭——Lisa的咖喱鸡饭，佐伊的茄汁意面。她们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半张桌子，和两杯冒着热气的热巧克力。

Lisa吃了几口，放下叉子，端起热巧克力喝了一口，靠在椅背上看着佐伊。佐伊正在用叉子卷意面，卷成一个整齐的团，送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她的吃相很安静，和她在ICU里做任何事一样——不发出多余的声音，不浪费多余的动作。

“你上次INR飘了，”Lisa开口了，“后来查出原因了吗？”

佐伊把叉子放下，拿起餐巾纸擦了擦嘴角。“肝功能和维生素K摄入都正常。估计还是出血导致的正反馈——华法林把凝血因子压低了，内膜脱落的时候创面止不住血，出血又进一步消耗了凝血因子，INR就越飘越高。恶性循环。”

Lisa点了点头。她认识佐伊十几年了，知道她解释病理生理的时候从来不用“可能”“大概”“也许”这种词。她说“是”，就是她已经把其他可能性都排除了。

“那你现在INR控制在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