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伦敦的夜来的晚一些了，可今天有雨，看不到晚霞。七点刚过，天就已经暗透了。二十七楼的窗户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窗外的泰晤士河面上，航标灯红红绿绿地闪，在雾气里晕成模糊的光团。远处金融城的玻璃幕墙还亮着几扇窗，像一艘正在沉入夜色的远洋轮船上最后亮着的舷灯。

27楼公寓的客厅很安静，茶几上摆着两个餐盘和两只马克杯。安东尼做的茄汁意面，和十几年前一样，用罐装番茄碎和牛肉末炖了一个多小时，出锅前多加了一点点糖。还有煎鳕鱼排，配土豆泥，鱼皮煎到金黄酥脆，都是这些年吃惯了的口味。安东尼还烤了一盘鸡翅，他自己爱吃，佐伊也爱吃，但佐伊不爱剔骨头，所以安东尼在她面前做得不多。

佐伊坐在沙发上，蜷着腿，怀里抱着Debug。这只一岁多的缅因猫在她膝盖边上盘成一个巨大的毛团，尾巴从她腿侧垂下来，慢悠悠地晃。她的手指在猫的耳根后面慢慢挠着，Debug眯着眼睛，呼噜声低沉而规律。热巧克力放在马克杯里，棉花糖已经半融化了，浮在深棕色的液面上。

安东尼把一整盘烤鸡翅端过来，茶几不大，他挪了挪那杯热巧克力才给烤盘腾出地方，“棉花糖放多了？”

“正好。”佐伊端起来喝了一口。

今天的晚饭是临时约的，两个人直接坐在沙发上，凑着茶几吃饭，没用公寓的小餐桌——因为那个桌子已经被佐伊的书籍资料给霸占了，上面的各种各样的文本，摞起来有半个人那么高。也因为佐伊懒得把那堆资料都搬下来。

两个人安静地吃了一会儿。安东尼用刀叉剃了两个鸡翅的肉，把没有骨头也没有皮的嫩鸡肉拨进了佐伊的餐盘里，自己把剩下的皮和骨头给啃了。佐伊回敬了一大叉子自己预判吃不完的意面。

今天的晚饭，vital不在。他回德国了，一方面因为手环忙完了，他可以喘口气了，另一方面，他真的要做舅舅了——他妹妹Louanny的预产期在下周，vital直接请了一个月的年假，回去陪家人，还给侄子带了见面礼。他没有抢到小侄子的“命名权”，但配合提案了至少十个。

Debug从佐伊腿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前爪往前伸，屁股撅起来，尾巴竖得笔直，然后转身用脑袋顶佐伊拿着叉子的手——叉子上有最后一块鱼，它看见了，想把鱼晃下来，骗过来吃。

佐伊不为所动，坚定的把鱼肉塞进了自己的嘴里。debug看了佐伊一眼，跳下沙发，慢悠悠地走到安东尼脚边，用脑袋蹭了蹭他的小腿，安东尼的盘子早就空了，他端着红茶正在小口喝。看到debug蹭过来，伸手摸了摸猫的脑袋。

佐伊用叉子卷起最后一团意面，送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她把叉子放在盘子边上，端起热巧克力喝了一口，靠在沙发靠垫上。

“安东尼。”

“嗯？”

“你刚来伦敦的时候，是不是和我现在差不多大？”佐伊眼睛看着杯子里的热巧克力，上面飘着一根猫毛，她说着话，拿起还没收掉的叉子，把猫毛捞了起来，又把叉子重新搁回盘子里。

“对。”安东尼笑了笑。一眨眼，就这样二十年了。

佐伊没有停下，“你当年说你签了合同的时候，是想过走，还是不知道？”

安东尼收了收自己的微笑，把情绪从“居然过去了二十年”的冲击里捞了出来，放下杯子，看着佐伊。

她的表情和平时一样——平静的，没什么情绪的起伏，像是在问一个她早就知道答案、只是想确认一下、听一下自己亲口回复的问题。

但安东尼知道，这是一场长谈的开始。

“你问的是哪一次？”他说，“签协议之前？还是协议之后？”

“之前。”佐伊转了转眼睛，回望了过去，“我七岁的时候。”

安东尼想了一会儿。他想起2004年秋天，那个雨夜，他在新加坡ICU的值班室里接到猎头电话。想起查尔斯在咖啡店里推过来的那份合同，年薪的数字，和他问的那个问题——“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想起他回复猎头说“可以考虑”。

“那时候，”他说，“我在算自己能在这份合同上待多久。我那时候觉得，两年大概够。两年，她应该稳定了。”

佐伊没有说话。

“但我没有算到，她七八岁就会跟着查房。没算到这个小朋友生病了都不告诉监护人自己扛着。也没有算到她会坐在我的办公室沙发上写代码，在我值夜班的时候占着沙发睡着了。更没有算到，她会吃出来我煮的番茄意面加了糖，像只小猫一样把那盘面吃干抹净，然后抬起头来问我‘这个酱为什么有点甜’。”

“所以我没走，”安东尼说，“不是因为我签了合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开始想着，医院的饭不好吃，但是她能乖乖的把白煮蛋和苹果酱吃完，所以，下一顿给她弄点什么别的。”

佐伊低下头，又喝了一口热巧克力，“你当时……是不是觉得我会死？”

这个问题她从来没有问过，没问过任何人。这个问题埋在她的心里，埋了二十年。

安东尼沉默了一会儿。

It's not that I 'feel' it,I 'know' it.

“我不是‘觉得’，是‘知道’。我知道你活下来的概率不高。我知道你的心脏可能会撑不住，或者继发感染愈演愈烈。我知道你的肺底子不好。我知道，以那时候的医学水平，以我们能做的事，就算有BeaconCare这个级别的支撑，像你这样的孩子，走不到成年的概率依然是很大的。这一点，我想，我和查尔斯当时看到的数据一样客观。”安东尼的声音很平，和他在ICU里跟家属谈话时的语气一样稳定和沉静，“但每天看到你还活着，还蹦蹦跳跳的跟着，我就想——今天还没到该放弃的时候。然后就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佐伊把杯子放在茶几上，把脚从沙发上放下来，坐直了，看着他。

“那后来呢？什么时候开始……”

佐伊这句话的尾音没收回去，好像还想多说一句，但是没想好该怎么组织这句话。

但是安东尼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他想起一个很具体的瞬间：2007年深秋，佐伊十岁。某个傍晚，她从疗养院溜出来，看主治处理一个术后出血的病人。当时那个孩子，没打扰任何人，只是静静站在ICU护士站的角落里，站在玻璃外面，眼神在病房和监护大屏幕上来回移动。在拍纸本上记了一堆数据。

安东尼当时刚查完房，看见她站在那里，卫衣的帽子拉到头上，铅笔在纸面上飞快地划。他没有叫她，只是站了几秒钟，然后转身走回值班室，在主治交上来的病程记录本上写了一段话，签了名。

“07年，秋天。”他说，“有一天晚上，你站在护士站角落里写笔记，你的旧电脑，那会儿还不是工作站，放在我的茶几上。我忽然意识到，如果茶几上看不到你的东西，沙发上没有那条毯子，我大概会不习惯。”

他顿了顿。“在那天之前，我犹豫过很多次，就算我已经办好了公寓，转好了科研身份，就算我不回新加坡，不去美国……伦敦依然有很多其他的机会，梅森找过我，国立理工找过我，但是那次之后，我很清楚，我已经走不了了。”

佐伊的睫毛动了一下。她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抬起来，“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发现你不会走的？”

安东尼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