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

她又看了一会儿那碗粥，然后端起来，一口一口地喝。粥很烫，烫得她舌尖发麻。但她没有停下来。

喝完粥，她洗了个澡。热水冲在脸上，分不清哪些是水，哪些是泪。她蹲在淋浴间的地上，抱着膝盖，让水一直冲。

冲了很久。

久到热水变成了温水，温水变成了凉水。

她站起来，擦干身体，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她走到桌子前，把三枚硬币从钱包里拿出来，排成一排。

八岁那枚，十八岁那枚，二十岁那枚。

她用手指碰了碰最旧的那一枚，边缘已经被磨得发亮。

“妈妈，”她小声说，“我好像找到他了。”

没有人回答。

但她觉得，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轻轻拂过她的头发。

同一时间，首尔。

权至龙坐在会议室的长桌一头，面前摊着三份公关方案。

经纪人坐在他对面，把方案一页一页翻给他看。

“方案一：否认。说只是朋友，一起去扫墓。方案二：不回应。等风头过去。方案三：承认。”

“承认什么？”

“承认你们在交往。”

权至龙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首尔的秋天还没有来，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没洗干净的抹布。

“那个女的，”经纪人小心翼翼地问，“到底是什么人？”

“我欠她的人。”

“什么意思？”

权至龙没有解释。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他一直带着。信封已经皱了，边角磨毛了。他展开，里面是一张纸，纸上画着两枚徽章。

警徽。军徽。

他看过无数次。每次看，都能发现新的细节。警徽右下角的划痕，军徽背面的缩写，还有画旁边一行小字，几乎看不清：

“爸爸，哥哥。我会好好活的。”

那是姜和21岁时写的。她写在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里，寄给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她爸爸是特警，牺牲了。她哥哥是维和军人，也牺牲了。她妈妈是无国界医生，在灾区失踪了。”权至龙说，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报告。“她自己，在人道主义组织工作。去最危险的地方，帮最需要帮助的人。”

经纪人沉默了。

“她是那个写信的人？”过了好一会儿，经纪人问。他知道那封信。权至龙跟他提过，在很多年前，在他最低谷的时候。

“嗯。”

“你找到她了？”

“嗯。”

“什么时候？”

“三个月前。”

“在哪里？”

“南苏丹。一个难民营外面。”

经纪人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权至龙把信收好，放回口袋。“方案二。不回应。”

“你确定？”

“确定。”

“如果舆论继续发酵呢？”

“那就发酵。”

“你的粉丝呢——”

“我的粉丝，”权至龙打断他，“如果因为我有喜欢的人就离开，那他们喜欢的不是我。”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那她呢？”经纪人问。“她会怎么回应？”

权至龙想起姜和发给他的最后一条消息——“别饿肚子。”他嘴角弯了一下。

“她不会回应。”

“为什么？”

“因为她现在在酒店里，刚洗完澡，可能正在吃我给她点的粥。她不在乎热搜。她只在乎明天能不能按时回去上班。”

经纪人叹了口气。“你打算怎么办？以后。”

权至龙站起来，走到窗前。首尔的天空还是灰蒙蒙的，但他觉得今天的灰色不太一样。浅一点。暖一点。

“我会再去找她。”他说。

“什么时候？”

“等她忙完这一阵。”

“然后呢？”

“然后，告诉她，我不是因为欠她才找她的。是因为想和她在一起。”

姜和不知道他说的这些话。

她只知道，手机终于不震了。不是热搜降了，是她把所有的通知都关了。

她把三枚硬币装回钱包，把房间的窗帘拉开。阳光涌进来，刺得她眯了眯眼睛。

窗外的县城很安静。远处的山影黑黢黢的，她认出了早上爬过的那一座。

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然后她拿起手机，给权至龙发了一条消息：

“我看到你的采访了。以前的。”

“哪个？”

“你说你最难的时候，是在等人。”

那边沉默了很久。

“你知道我等谁吗？”

“知道。”

“谁？”

她打字：“等我。”

那边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发来一个表情——不是文字，是一个简笔画。一个人站在路边，面前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路的尽头画了一颗很小很小的星星。

她看着那颗星星，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又掉了下来。

她回了一个表情：一颗星星。

然后她把手机放下，开始收拾行李。

明天，她要飞回那个没有信号的地方。那里有人需要她。

而他会在她回来的时候，等她。

就像她等了他二十四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