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后，里面的陈设都没有改变。诺拉睡觉时抱着的飞行员史努比，仍然安静地躺在床边。但一切又都变了。为了方便照顾大卫，凯瑟琳把一楼的客房改成了主卧。曾经让诺拉感到快乐的楼梯扶手，现在成了大卫眼中无法逾越的鸿沟。

大卫在刚开始还能撑着给凯瑟琳和诺拉讲笑话，后面却越来越沉默。他依然会对着妻女微笑，但那种笑容不再到达眼底。他以前总是闲不下来，周末经常约警局里的同事出去踢球。而现在，他的双手常常无意识地在大腿上摩挲，却等不到任何感觉反馈。

姜姜似乎也感觉到了主人的变化。它不再衔着皮球在大卫腿边乱窜，而是安安静静地趴在轮椅轮子旁边，下巴枕着自己的爪子，陪着大卫一起盯着窗外。

格拉斯哥的雨似乎永远没有停歇的意思。灰蒙蒙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屋顶上，潮湿的冷风顺着窗缝往里钻，让大卫残疾的双腿隐隐作痛。这种天气对一个失去行动能力的人来说，无疑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

作为心理医生，凯瑟琳当然知道丈夫心里在想些什么。大卫是在克制压抑自己的情绪，他那种警察特有的责任感正在逐渐演变成一种自我厌弃——从保护者变成了被保护者，成了妻女的负担。

凯瑟琳也没敢把这件事告诉大卫的父母，怕老人家知道后情绪波动。圣诞节那天，两位老人突然登门造访，大卫只能躲在地下室，等父母离开后才沉默着回到自己的卧室。

这样的状态持续着，直到大卫的姐姐、远在美国纽约的玛丽姑姑在某天晚上打来了长途电话，她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讲了一大串。

“带大卫和诺拉去加州吧，我在伯班克有间带缓坡的小屋空着，离海滩也很近。那里不像格拉斯哥那样潮湿，阳光对他的骨头和心情都有好处。诺拉也会喜欢这里的，洛杉矶到处都是机会。我会把爸妈接到纽约生活，这样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那一晚，凯瑟琳握着电话听筒，在黑暗的客厅里站了很久。窗外格拉斯哥的雨声依旧单调地回响着，像是一场永远无法苏醒的灰调梦。

她走进了一楼的卧室。大卫正靠在床头，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手里拿着一本已经翻了无数遍的旧杂志，却半天没翻动一页。台灯的光晕照在他脸上，勾勒出比以往更加深陷的眼窝。

“玛丽打电话过来了。”凯瑟琳坐到床边，轻轻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原本布满老茧、总是温热有力，如今却因为长久的静坐而变得有些冰凉。她深吸了一口气，把玛丽的建议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去美国？”他自嘲地笑了笑，目光落在自己毫无知觉的双腿上，“凯瑟琳，我甚至连二楼都上不去。去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在那儿我只是个领着残疾津贴、甚至不能合法配枪的异乡人。”

“但你还是你，大卫。”凯瑟琳的声音很轻却异常坚定，“你是诺拉的父亲，也是我的丈夫。我们需要阳光，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活下去。玛丽说那间屋子有缓坡，你可以自由地进出院子。”

大卫张了张嘴，原本想反驳，却在看到凯瑟琳眼底那一抹哀求时哽住了。他意识到，这半年来，不仅他在枯萎，这个家也在枯萎。凯瑟琳为了照顾他推掉了无数诊疗预约，诺拉在学校也变得越来越沉默，甚至不再提起她那些关于话剧的小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