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帕拉梅邮局对面的咖啡馆里，写下这封十月一日的信件时，是黄昏。天空万里无云，带着秋日的倦意，窗外枯枝稀稀落落的，夕阳落在稿纸上，一片醉酒似的酡红；绒帘也是暗酒红色，灰尘在光柱里萤火虫般浮动。而我望着我眼前跳动的一切，只觉得恍若隔世。这一天，自从我睁开眼睛，无论是什么时刻，看着任何东西时，我的眼前都如同笼上雾蓝色的晨影；总觉得，只要我一抬头，维尔纳就会出现在我两步开外的地方，对我说：

“早上好，柯克兰小姐。”

年轻的时候，我曾读到过一句话：“命运总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充满恶意”。我想，大概就体现在这里：我不记得维尔纳是几时到来，却牢牢记得他离开我时，是凌晨四点。一年前的这一天，他来到我身边，我却从此再也走不出有他的世界。

其实，在写下那句“你还会回来吗”之前，我真正想写下的是：

你还活着吗？

你还在这个世界上吗？

最后落笔时，只写下了那句犹犹豫豫的“你还会回来吗”。

我是医生，却不敢去深想那个最可怕的可能。我能做的只是写信，一封封写下去。我想，只要我还能寄出这些信，只要它们还没被退回来……他就一定还活着。

所以我只能不停地写。

一对胸前戴着大卫星的老夫妻相携走过窗前，与我对视一眼，连忙瑟瑟发抖地低下头，满眼都是死气沉沉的疲惫和恐慌。咖啡馆的老板一边哼着《元帅，我们来了》的小调，一边旁若无人地听着BBC——尽管数次下达禁令，但在多次阻止法国民众收听广播无果后，如今，德方已经不对此多加干预。

混着电流声的男声钻进耳朵：

“斯大林格勒之战仍在继续。自上周以来，德国人在对城市的直接攻击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激烈的逐屋战斗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已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发动反击，取得了进展，必然能吸引部分德军预备队……”＊

没有诺夫哥罗德州的任何消息。我曾向菲利普索要过一张俄罗斯的地图，从他的讲解中得知，伊尔门湖在诺夫哥罗德州，属于旧鲁萨—杰米扬斯克口袋战线，但是具体的情况，他也没有渠道能够了解。而比起从夏天起，就反复在广播和地下报刊上被提起的斯大林格勒，诺夫哥罗德如同被遗忘，没人能回答我那里正在发生什么，那里的德军士兵和苏军士兵都在面对什么，为什么诺夫哥罗德的信不能抵达我的手中。

但我从未怀疑维尔纳会停止给我写信。像我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想法：我不希望德军赢，但我也不希望我的丈夫输。

我把信装进贴好邮票的信封，走向对面的帕拉梅邮局，将信件交给窗口，付账，离开。转身时我听见工作人员吐口水的声音。“又一个法奸。说不定那德国佬早就死在俄罗斯了。”

我没有回头，而是将头巾围紧。然后，扶着沉重的肚子，像一个真正的战争遗孀那样，走出邮局，在陌生，鄙夷，怜悯的目光下，在自行车和军靴的喧闹里，慢慢走向公交车站。我一边走，一边期待着，或许在下一秒，维尔纳就会从这条街的哪个地方走出来，就像卓别林在《Modern Times》里走出警察局——他的女主角总是在他第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等着他。她也总能找到他。

维尔纳也会对我说：“我在休假回来的路上，亲爱的。所以你没有收到信。”

然而，什么都没有出现。

就连公交站，都只有我一个人在等。

信件里的世界可以简单地被一个等待的女人占据，信件之外的世界则难以被历史和作家命名。几个星期悄无声息地过去，无论是维尔纳，还是我。

这几个月，我借助诊所的“合法”外壳，和德军情妇的身份（尤其还是一个怀着孕的德军情妇），私下转移信件，藏匿反德传单，和一些需要掩藏身份的人。他们会在我这里做一些基础的处理后，以一副看起来不会被宪兵和军医怀疑的模样，被送去方丹医院，修女院，墓地，然后前往他们真正要去的地方；或者为一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提供临时照护，直到他们获得新的证明。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上线是谁，最后前往哪里，但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一个通敌妓女，一个和德国军方关系密切，享受着某种灰色庇护的瑞士女人。

他们惊叹于我的“胆大妄为”，偶尔也有不知情的人夸赞我“英勇”。少数人会在诊所的留言本上，为我即将出世的孩子留下祝福。

“您为什么帮助我们？”

“因为我是一个德军上尉的妻子。”

“您不怕被举报吗？”

“至少现在还不怕。我的丈夫还活着。”

我想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或许还有人认为我是个背叛丈夫的疯女人。但我知道我的丈夫为我，为他们，为许多不知姓名的人，留住了什么。

预产期一天比一天近，我也不再去离我最近的帕拉梅。我不会天真到认为，如果我在路上突然分娩，会有人对一个德军情妇心怀怜悯，更不敢将自己假手于占领区军纪懒散的宪兵们。另一件事则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刀伤和枪伤病人来到诊所，我不得不对每一分钱精打细算，尤其我还要留下定期寄给斯文·埃舍里希的钱。

但我依然在写信。在给孩子读维尔纳留下的书，读维尔纳抄写的病历，读维尔纳写给我们的信。我执着又可笑地认为：只要我在圣马洛，冬天就不会来到我们的家里。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2年11月10日，盟军登陆北非的第三天，维希政府与美国断交的第二天，法国停战日的前一天。阵痛于夜间九点开始，我和苏珊娜正在诊所里为一位无名美军飞行员处理伤口。宫缩的疼痛不断席卷着我的身体，尤其是腰背，但我仍咬紧牙关为这位飞行员完成最后一针缝合——不幸中的万幸，他是被菲利普送到这儿来的。菲利普自发负责善后，而苏珊娜拨打了方丹医院的电话。

我像装在麻袋里的尸体一样被抬上救护车。

“您该被送去主宫医院，冯·比尔肯贝格夫人。您这是占用法国的医疗资源。”

一位陌生护士不耐烦地说。她正掀起我的裙子，粗暴地为我剔除毛发，涂抹药水。她的话让我咬住嘴唇，尽量不让惨呼声溢出喉咙，但眼泪还是不断从眼中渗出，和冷汗一起，交融在我油腻细软的短发里。

救护车颠簸着向方丹庄园驶去，剧烈的宫缩让羊水像尿失禁一样涌出。被推进产房时，□□已经传来撕裂感，眼前都是手术灯惨白的光晕。助产士固定住我的身体，叫我用力把孩子推出来。我几乎以为我要死了，浑身虚脱，手术室似乎正在变成墓穴——却想起维尔纳临走前，在晨光里紧紧拥抱我的样子。我想起他眼角溢出的眼泪，想起他举着被打磨掉纳粹符号的铁十字勋章，对我说：

“嫁给我，艾瑟尔·柯克兰。”

我在一片混沌的意识里，想象着，是他的灵魂穿越梦境，从俄罗斯的原始森林里赶回来，吻在我的唇上。我突然后悔没有随身携带着维尔纳留给我的怀表——如果我不能看到我的孩子，离开这个世界时，我至少可以握着它。

爱征服一切。

海浪总会回到岸边。

我信他。

醒过来的时候，阿尔芒娜守在我身边，手里抱着一个襁褓，正温柔地哄拍着。

床边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婴儿床。见我醒了，阿尔芒娜连忙把宝宝放回婴儿床里，起身将我扶起来。

“是个健康的男孩。”她轻声说，“四公斤。你是11月11日，凌晨四点生下他的，拉文德。你真勇敢。”

“让我抱抱他。”

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哑声说。

阿尔芒娜把孩子抱给我，轻轻解开包裹着他的襁褓，让他能够靠在我胸口。孩子头顶的绒毛是金色的，像维尔纳。圆鼓鼓的小手乖巧地蜷缩着，小脸呈现出粉红的苹果色调，看起来也很像一颗轻微打皱的苹果，倒是像极了他站在玄关里，邀请我共进晚餐的父亲。我望着我们的儿子，内心却出奇地平静——1942年11月11日。停战日。一年以前的空袭日，乔治·费斯的忌日，也是他的德国父亲，将他的英国母亲从废墟中亲手抱出的日子。而凌晨四点，却又是他父亲离开我们，前往俄罗斯的时刻。

如何歌颂命运的奇妙——它将叶芝笔下那些淡淡而纯粹的记忆，编织成空中的影子，笼罩在我们孩子的身上。我们有罪，却生下一个清白的，满载陌生人祝福，与父母的爱意的孩子。

“你好，亲爱的小劳伦斯。我是妈妈。我的名字是……艾瑟尔·冯·比尔肯贝格。”

我看着劳伦斯，压低声音说，“……你的爸爸叫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他很爱你。我们要一起等到他亲口对你说出这句话。”

说出维尔纳名字的时候，我没有哭。下身的缝合处和腹部共同传来疼痛。我想如果维尔纳现在在我床边，应该也是这个样子——一他会红着眼眶，抱着宝宝在屋里走来走去，为他哼唱一首《美丽的西部森林》。

“亲爱的，看看他。他和你真像。”阿尔芒娜笑着说。

“现在还看不出来长得像谁。但通常儿子会更像母亲一些。”我说，“但他的头发像他的爸爸。”

“上尉……还是没有寄信来吗？”

“没有。”

我摇摇头。窗外，死寂而灰白的天空中，飞过一群尖叫着南下的海鸟。我想，它们说不定也曾经飞过伊尔门湖畔，我和劳伦斯此时能听见的声音，维尔纳也听过。劳伦斯似乎察觉到我的伤感，在这时醒了过来。

“宝宝醒了。”阿尔芒娜惊喜地说，“上帝，他的眼睛真漂亮！是灰绿色，像两颗小小的尤加利。这是战争时期，而劳伦斯在停战日出生……这孩子，一定会好运常伴的。”

“是啊。维尔纳也总是说，希望好运和善意，都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满怀温情地看着劳伦斯的眼睛。

温德米尔湖的灰。水雾弥漫的祖母绿。

“你和菲利普，介意做劳伦斯的教父教母吗？阿尔芒娜。”

“我和菲利普？”

“是的。你和菲利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