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根本没有资格恨任何人，任何事。

包括战争。

包括这个时代。

我又开始给维尔纳写信。只不过不再寄出去，而是把它们锁在地窖里。我把1941年的日历从角落里翻出来，记下那些只有我和维尔纳才懂的回忆——纸条，晚餐，舞会。缝扣子。拥抱，接吻。齐柏林飞艇。签着名字的钢盔。摩西祝福过的石头。

趁着我还记得。趁着我还没有忘记（多年后的今天，回看我当时的举动，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我切切实实地将这些东西记忆了一辈子）。

只可惜，维尔纳没有留下照片，而我也不会画肖像画。虽然这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作为另一种寄情，偶尔我会将姨母的照片拿出来翻看，看着她笑靥如花的脸，和马丁姨夫写在照片后的寄语发呆。

但我绝不会像姨母一样填平酒窖。诊所还要开张，抵抗组织还需要我。我还有一双可以治病救人的手。我还有劳伦斯，还有丈夫——他只是失踪，只是身份牌没找到，并不是阵亡。或许，他正在苏联的哪个村庄里修屋顶，煮汤，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唱《红河谷》。不属于彼此的国家，只是一首快乐的歌。

既然提到抵抗组织——在伊萨克前往尼斯之后，我接手了他翻译德语情报和电文的工作。以塔玛拉为首的犹太妇女们，以我的诊所作为接应点，圣玛格丽特修女院和方丹医院为中转站，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儿童救助网络，尽管我并没有再见到过塔玛拉。＊

菲利普和阿尔芒娜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们曾经试探地问我，是否考虑回到英国。

“费尔南·格勒尼耶，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在伦敦。”阿尔芒娜说。弗朗索瓦丝和亨利也苦口婆心地劝说我，至少该为劳伦斯考虑。

“就算……那毕竟是你的国家，孩子。”

说这话的时候，亨利正在帮我修理诊所的门板。本来窗明几净的玻璃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被人用石头砸得粉碎。亨利听说后，把自己家的旧门板拆了下来，不管不顾地赶来给他的女儿收拾残局。法德蜜月期破裂后，我和亨利就很少见面，但他总会把留给我的配给卡和钱寄存在圣玛格丽特修女院，隔一段时间，再由苏珊娜以悼念旧雇主的名义带回来。

“我抛弃过我的祖国，也没有资格带着一身伤回去寻求庇护。至少在法国，我还能为我的选择负起责任。而且，我也不希望劳伦斯在逃避和谎言中长大。我骗不了他一辈子。”

风吹起我鬓边一缕花白的头发。我空出一只手，将它们别在耳后，就像维尔纳常对我做的那样。

我没有说出口的是：

我怕有一天维尔纳回到圣马洛找不到我。哪怕是灵魂，也好。而且我很清楚我回到英国会面临什么，情报部门不会轻易地让一个德军情人在故土归根。我也没资格去被空袭折磨的满布疮痍的家乡分一杯羹——它们该留给乔治的遗孀，留给威廉·弗林特，留给那位英国皇家海军，还有在战场和炮火中开着救护车的FANY们。

而不是我和劳伦斯。

驱逐行动还在继续。游行和抗议越来越频繁，相应地，被处决和报复的人质也在增加，德方对于占领区的镇压越发血腥残酷。东线的惨败和西线的胶着让德国撕下了本就满是血迹和裂缝的假面具。从巴黎到布列塔尼，每周都有囚犯被枪杀；军方开始在金雀花广场公开处决抵抗者，把他们的头砍下来，吊在圣马洛的老城门上；过来献花的市民被他们抓进监狱，再送去德国的工厂，军人的妓院，犹太人的德朗西。维维耶的教堂因为举办集体弥撒，被强制关闭。

1942年的复活节，还有德国士兵借用了法国政府的兔子玩偶，在大街上逗弄小孩。

1943年没有了。

被送到诊所的新生儿情况越来越糟糕，有些时候甚至撑不到我为他们写完证明，或者在苏珊娜偷偷送他们去修道院的路上就离开人世。

占领区开始对各年龄段具有劳动能力的男性进行强制登记。法条的规定是1920年至1922年，但实际执行中，并不局限于此，许多中年人也被强行带到了市政厅。有段时间，连菲利普这种“老战士”，都不得不为此躲进丛林和山谷，阿尔芒娜形容他“像个野人”。和很多法国医生一样，我频繁被叫去市政厅，在德国士兵的监视下，为这些男人们进行体检，偷偷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去德国工作——并尽我所能为他们开具“暂缓执行”的结果，其中包括塞巴斯蒂安，曾经砸碎我窗玻璃的学生，以及露希尔·马肯尼的父亲。直到几十年后，有曾经的抵抗战士在回忆录中提及这段往事，我才知道，在圣马洛一带，从我这里流出的“暂缓执行”其实是最多的。我的“污名”成为我能合理签出这些结果的护盾：比起法国本土的医生和遍地春笋般的抵抗战士，军方并不想浪费精力去怀疑一个给德国人生养孩子的瑞士女人。＊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维尔纳留给我的最后一层庇护。

院子和诊所门口还是有人倒污水，只是天气转暖，不用再费心费力地除冰。我也还坐在诊台前，就像回到剑桥郡，母亲死后，我将自己封闭在庄园内的那段时光。那时面对着藏书，母亲的教材，父亲的工艺品，现在则面对着我的儿子，伪造的病历，假医疗证明，信件，药品的账单，会让人发烧或死去的药丸，还有随时可能上门的法国警察。抱着劳伦斯在商店领取肉类和奶类时，店主故意给我变质的食物；一个我曾救治过的孩子，当街向我吐口水。就连被送来我诊所的那些人，盟军士兵，特工，抵抗者，其中有些听到我“污名”的，也遮遮掩掩地不愿与我交谈。

有几次我听见他们问送他们来的人，“她真的不会举报吗？”

“放心吧，没人会在意一个普通女人的举报。在警察们的眼里，她是最不堪的那种女人。”

“她比妓女还不如。”

一次，有个法国犹太人这么问，可惜他问的人是菲利普。当时他正躺在诊室的床上接受枪伤治疗。菲利普一言不发地把他揪起来，要他滚出去。苏珊娜拉开了他们，然后轻轻拍了拍这个犹太人的胸口——他没有佩戴大卫星。

除了亨利和“老朋友”们，没有人愿意相信我，也没有人再注意到我。我似乎被遗忘，但在抬起头面对推开诊所木门的患者时，我又觉得这世界还记得我。一个二十七岁，却已经苍老衰败的母亲，一个德国人的“遗孀”——至少他们是这样看我的。他们都说，他早就死了。我和宪兵争辩，和街头巷尾的女人们争吵，说他只是失联。他们和她们看着我花白的头发，有的叹气，有的吐痰，有的窃窃私语。

而维尔纳依然杳无音讯。除了我自己写下的信，没有人再提起维尔纳的名字。

维尔纳缺席的第二个秋日，就这么从诊台前，信纸里，犹太孩子们的“拉文德阿姨”，和劳伦斯越来越像他父亲的眼睛里，安静又吵闹地蹉跎过去了。市民们毫不避讳地收听德国在东线节节败退的广播，来自我祖国的飞机开始在圣马洛的上方轰鸣；而我的生活里还是寡言少语的苏珊娜，和不愿与我过多交谈的战士们，以及那些不会说话的信件。让·穆兰牺牲之后，相聚和崩溃一样，都是奢侈品。

劳伦斯快一岁了，已经能走能跑，不用我再时时刻刻抱着。走在路上时，也知道紧紧牵着妈妈的手。有时他也能收到老人们的小饼干，和德国士兵的杏仁糖。小家伙咿咿呀呀的，爱笑，很少闹夜，摔跤也很少哭，不知道是继承了我和维尔纳谁的性格。亨利每次来看望我们，都会给劳伦斯量身高，他非常笃定地说劳伦斯的身高会超过维尔纳。

而我还在继续给维尔纳写信。写他把我的脑室结构简图误认为是乐谱。写我如何亲手为他取下皮肤，缝合刀口。写他第一次给我做马铃薯浓汤。写他在跳探戈时蛮不讲理地把我拉进怀里，在我耳边念叶芝，说发音不标准的英语。写我们第一次同床共枕。写我故意给他喝加牛奶的红茶。写他叫我名字时春水满溢的温柔。写我坐在他腿上时抱着他亲吻。写他为我们未至的孩子流了一整晚的泪。写他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却还不忘撒娇耍赖，向我索吻。写我梦见他站在站台上，躺在雪地里，手指和脸都冻成恐怖的黑紫色，嘴里却还在对我说：

“别怕，我不走。”

写他在玄关里，抱着我：

“我不去苏联。”

写他走的那天，亲吻我：

“海浪总会回到岸边。”

——可是海水结冰了。我把《无尽的春天》唱了一次又一次，春天还是不肯来。

我能做的，只是把“海水结冰了”划掉，然后把信纸投进姨夫留下的葡萄酒桶里——我在酒桶的侧面凿出了一个丑陋的投信口。那里面已经堆了大半桶。我想，大概劳伦斯两岁生日的时候，就要用第二个桶了。

十一月六日，下雪天，午间。这天是我二十八岁的生日。我抱着劳伦斯，带他去金雀花广场买烤栗子和干果蛋糕。期间，我们路过电影院。影院的门口贴着一张苹果红色背景和淡黄色字体的巨幅海报，海报上的女演员也穿着一条淡黄色的羊毛花苞裙。冬日灰沉的天光里，她从画像里走下来，就像一尊散发着柔光的雕像；琥珀色的眼睛，绣球花般层叠的发卷，鬓边是祖母绿宝石，耳畔缀着一对白珍珠的花朵耳坠。她站在影院门口，正在接受一位国防军中校的花束。马路对面簇拥着看热闹的人群和影迷。她们感叹着她的优雅，令人自惭形秽的美丽，也有人在那位中校亲吻她手背时，对她嗤之以鼻。

她美得生动而醒目。

海报上也同样醒目地写着：

“11月6日，圣马洛圣樊尚剧院，大型歌曲综艺演出：玛德莱娜·布朗夏尔。”

玛德莱娜站在影院高高的台阶上，挽着那位德军中校的手臂——她似乎看见了我，轻声和他说了什么，然后放声大笑着。人群也跟着她一起笑了起来。我默然地抱紧劳伦斯，目光落在那栋建筑上，还有它边上的小巷。海报早已换过无数次，我早已无法觅得1941年11月我看到的那一张，只记得我抱着维尔纳的肩背，把脸埋在他的领口处，在内心一次又一次地呼喊：

别走。别去那里。不要离开我。

我把目光从玛德莱娜身上收回，迈步离开。一颗石头砸在我背上，我下意识地牢牢护住劳伦斯。转过身时，只看见满天飞舞的大雪。

和维尔纳亲吻我那天同样的大雪。

只不过，这一次，连影子都没有。

只有随风飞舞到我眼前的白发。和我怀里，伸出小手接雪花玩的劳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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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游击队挖眼睛的描写，引用《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中，德国老兵的回忆。

＊儿童救助网络原型为马赛尔网络。

＊医生们的抵抗经历出自Tartakovsky, Cécile《Ces médecins qui ont résist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