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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挚爱的妻子和宝贝：
这是我写给你的第105封信。比起我们分离的天数，它简直少得可怜。如果不是夏天的时候被苏军击中右臂，加上我有几根手指被冻伤，我想现在已经突破二百封。现在回忆起那段时间……伊尔门湖畔的医疗点比爱乐大厅更加吸引人。虽然我正在面对的形势并不适合开玩笑，但我还是要说，饥饿开始让我连英国的食物都不嫌弃了。
两天前，我在一处民宅的废墟里，为你演奏《Clair De Lune》。我想，你一定听到了。房子已经被炸毁，音乐也和我的军装一样破烂。
但钢琴却奇迹般，完好无损。
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吧？他还好吗？是劳伦斯，还是爱默伦丝？
我希望他们更像你。这样你看着他们时，可以少想起我一点。哪怕就一点。
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一个人度过。没有任何文字能描述你的坚强，你面对的苦楚。我知道分娩时会非常痛，也见过母亲腹部留下的纹路。它们是你作为母亲的勋章。无论是作为医生的你，还是作为母亲和妻子的你，任何一个你……我都永远为你而骄傲。
我在有光的地方拿出你的照片端详，一次又一次地亲吻。我还没有与你一起度过完整的四季，但我已经收到了你从圣马洛寄来的夏天，并将它藏在心里。爱与恨，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对士兵漠不关心的那个人。一切都毫无意义。除了见到你。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每次从睡眠中醒来，我们还是和昨天一样，孤立无援。但我已经不认为我们会胜利了。昨天我带领我在这里的连队，夺回了一片阵地……振奋人心，即使那杯水车薪。像我曾对你说过的，这场战争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人们怀着重返家园的希望来到战场，再死在永无归途的绝望之中，成为报纸上一条荣耀的讣告，和家人生命中无法愈合的伤口。他们以各种姿态死去，没有五官，头颅，四肢，肚子被剖开。或者没有姿态，连尸体都找不到。
我们身处历史之中，却无法知道自己在历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而在呼吸与昼夜交替之间，一切就那样真实而残酷地发生着。
在我给你写这封信之前的两天内，我们经历了多次猝不及防的袭击。很不幸，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噩耗：12月15日，奥古斯特牺牲了。他和几位战友一起，被苏联游击队杀死后挖去眼睛，再像扔垃圾一样，被扔回我们的阵地里。＊
我亲手为他扣好军装的最后一粒扣子。尽管没有神父，我还是坚持为他们举行下葬仪式。本来是有的，但他从鼻梁中间以下的面部都被炸掉，快要死了，所以只能由我来主持。
请帮我向珂赛特·卡恩小姐转达深切的哀思。
比起我，奥古斯特只是纯粹的士兵，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可枪炮不会看这些。无论哪一方。
写到这里时，天上又在降下炮弹和火焰。战场是上帝不会眷顾的地狱。疯子，那些坐在高台上，愚蠢的疯子……所有人都在承担赌徒的错误。
我永远诅咒战争。如果我还有余生，我希望我不会再向任何人开枪。
但我是军人，我不想，也不能投降。
我也不想去西伯利亚。我不想死。死了，就再也见不到你。你的名字是我每天睡前的祈祷词。
我想见你和孩子。我想回到你身边，想得快要疯掉。我想你也是，我感觉到了，因为我每天都会梦见你。梦见我为你盖好被子拥你入眠，为你煮你最爱喝的土豆栗子浓汤；梦见你穿着白大褂守在我床边，你扑到我怀里，对我说，别离开你……
我挚爱的妻子！我们本是两粒永不会相交的尘埃，历史的爆炸将我们凑到圣马洛的同一条街道上。你我之间的爱情，是最正确的错误，也是最错误的正确。我说过我不会打扰你，但我食言了。我食言了太多事情，还把你白色彗星般的人生搅得天翻地覆，这个时代对你本就不公平，我还害你，害你为我承担那么多本不该落在你身上的重担。我没资格要求你继续爱我，你可以恨我，如果这能支撑你活下去的话。
你的每句我爱你都是我的勋章。
我知道你是全欧洲最坚强的姑娘，亲爱的。我不想这么说，但我可能很久不能再回家住了。把它收起来吧，不要再反复阅读这封信。
你随时可以忘记我，不要守着名为我的废墟活下去。忘记冬天，忘记这场噩梦。醒来后，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就像你还在我怀里。
拥抱我。请再吻我一次吧。
你的丈夫
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
1942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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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劳伦斯和爱默伦丝：
你们未曾谋面的父亲永远爱你们。请和妈妈一起勇敢而坚强地活下去，并永远爱她。能拥有你们的妈妈和你们，是我此生最骄傲的事，比铁十字勋章更值得骄傲。
抱歉，没能成为你们的蝙蝠侠，还留给妈妈一座残破的哥谭市。对不起。请相信，我真的很想成为你们的超级英雄。你们会这么认为吗？
愿你们在和平与博爱中长大成人。
你们的父亲
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
1942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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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又一个夏夜。我守在劳伦斯的摇篮边，为他又一次读完维尔纳的冬日来信。孩子早就在我的声音中睡去，至少比我读到真正写给他的那部分更早。大概总有些医学解释不了的事情——每次我给劳伦斯读维尔纳的信，他都能很快入睡。
这封信的纸张比1942年4月28日寄来的那一份，更加破旧脏污。它有雪水融化开的晕痕，干燥后的褶皱，沾着脓液，血迹，还有枪炮的烟尘。字迹用力而歪斜，我几乎能从每一道笔迹的扭曲，破洞，还有色泽，看见维尔纳蜷缩的影子，摸到他手掌下的沙粒，组织液，被冻伤的手指。
劳伦斯砸吧着小嘴。我将信在他的眉心碰一碰，方才小心地收起来。
然后，悄无声息地走到梳妆台边坐下，梳理已经长到下巴的头发。我不再剪短它们，因为那已经没有必要了——在收到维尔纳失踪消息的第二天，我照镜子时，竟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变得衰老；满头斑驳的灰白色，像黑面包皮上腐烂的霉点，也像培养皿里生出的菌丝。一缕缕，一层层拨过去，加之我冰凉的指尖，竟有种在大雪覆盖的战壕里，刨挖尸骸的错觉。
“Well,great...”我对着镜子里的女人说，“这下柯克兰医生是真的死了。”
她扼杀期待，青春不再。我还是试着对她笑，即使她目光如一潭死水。我看着她把玛德琳姨母的照片找出来。姨母还在金雀花广场上，笑容灿烂，神采飞扬地跳着舞。我却在姨母鲜活灵动的眼睛里，看见死亡在逼近；它躺在我与维尔纳缠绵过的床褥上，眨眼间，又倒退了一大步，从窗户翻出去了。
窗外传来一声凄厉的猫叫。
两天后，斯大林格勒争夺战结束。我将收音机包好，锁进斗柜的角落，又将姨母穿过的丧服毅然决然地丢进壁炉，直到只剩下一缕青烟。“他只是失踪。”我对自己说，“我不是寡妇。我记得他，他是我的丈夫。我绝不会让自己被孤寂和回忆带走。”
悲伤不能把他从失联名单上划下去。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做毫无用处的事情。
父亲早在我六岁那年就教过我。
维尔纳刚刚失联的那段时间里，我一度非常怨恨他，恨英国，恨德国，也恨法国。甚至恨我一直以来热爱的神经外科学。恨英国把我困死在父权阶层与庄园小姐的身份里，恨德国发动这场惨无人道的战争，恨维希政府的软弱无能，和1940年的法国人对英国的盲目仇视。我恨我自己舍不得外科医生的手术服，恨书房里那些被迫拾起的全科知识。我甚至病态地想，是不是如果当初他也对我用强，就像林德伯格对待黛西·德·米洛——这些还是施密特告诉我的花边新闻，因为当时就是他帮忙介绍堕胎医生——那样，或许现在我能恨得更痛快。
我还怨恨过他给我起的“昵称”，“冰淇淋小姐”——所有人都知道那东西在阳光和温暖下，会融化成一滩尸油般粘稠的浓浆；“小苹果女士”——苹果在圣经故事里，从来都是禁忌的代名词。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从他口中说出的诅咒，就像那句“你走吧”，那次“突兀的终结”——而我甚至从未将这些话说出口，它们只是在我的意识间，鬼火般，突兀地闪烁片刻。
可它们还是应验了。
难道真的是命运的预告吗？
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理由，为什么是战争让我们相遇？
为什么？为什么？
如果你能回来……如果你能……如果。
浓烈的恨意后，又觉得自己没必要——维尔纳给了我可以“不那么正确”的活法。我被父亲忽略，被战争剥夺的内心自由，在一个被战争送到我面前的敌人怀中，找到了来处和归属。法国给予我将自由意志付诸实践的机会，而英国哺育我的生命，让我有机会从事我热爱的医学事业，让我能够把维尔纳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也让我可以及时察觉我自己和劳伦斯的任何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