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春天，我还在坚持着自己的信念：相信维尔纳只是失踪，相信法国在第二天就会迎来解放，相信我不会倒霉到被抓去拉文斯布吕克，相信劳伦斯总有一天能见到他的爸爸——尽管我并没有一张维尔纳的照片，只有他留下的歌德，克劳塞维茨，还有雨果。在书房还能使用的时候，我把劳伦斯抱在膝盖上，将那些或晦涩或华美的词句读给他听，教他读维尔纳留下的批注。我早已学会不在提及维尔纳的时候鼻子发酸——前提是，我仍将情书和日记都埋在地窖里。维尔纳失踪后，除了那一封看起来像绝笔信的来信之外，我就再不肯去翻看他写给我的任何东西了。和我当初不肯阅读他日记的理由类似：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就好像只要不去坟前悼念，死人的遗物留在原地，缺席的人，就只是没有回家。

“Ehre.”

“Treue. Loyalit??t.”

“Massaker.”

“Wir haben gesündigt.”

我轻抚着我丈夫的笔迹，一遍一遍地纠正劳伦斯的读音。我记得他的这本书，在1941年10月，那场将我们两个彻底卷入风暴的舞会结束后；宛如破碎万花筒一般，灿烂而崩坏的风暴——在克拉拉敲响办公室的门之前，触摸到的词汇和句子。当时我认为自己在抚摸制服之下的他，那个尚未被侵蚀的灵魂和心脏；如今亦是。孩子不懂母亲口中的词汇如何沉重，但我每读一次，每纠正一次，解释一次，就仿佛在为我苟且存活的每一分钟，赎一次罪。尤其在我得知，尼斯有位和我们做着相似“网络事业”的犹太女医生＊，不幸被捕至奥斯维辛之后。那之后不久，我的诊所和家中也遭受了类似的搜查，但我将孩子们的名册提前藏进了堆满情书的酒桶，从而逃过一劫。

一日一日，战争从码头和街道上爬进窗户，从我的嘴巴爬到劳伦斯的眼睛和耳朵里，再随着他懵懂的点头，赋予一个幼儿关于“信仰”，“尊严”，“牺牲”，最初的含义。他继承了我和维尔纳的语言天赋，才一岁多，虽然大多数时候还是咿咿呀呀，连不成句，但已经知道那些被挂在绞刑架和城门上的人是“天使”，对他们开枪的人是“恶魔”。

偶尔劳伦斯也会问我：

“爸爸是天使还是恶魔？”

这是他说得最好的句子。

我抱紧他，轻声说，“爸爸是爱你的人。他和妈妈一样，爱着你。”他听不懂，但每次听到我说“lieben”，都会立刻在我脸上亲上一大口，甜甜地叫一声，“Mama！”

有时也叫，“Papa！”

空袭警报取代了晨祷的钟声，每天早上醒来闻到的味道，从被子味和饼干味，变成了砖瓦和灰土的焦糊和涩味——然后我就知道，我又该找东西将窗户的破洞堵上了。礼服，旧衬衫，我和维尔纳卧室的床单。至于防水油布——那不是我这个虚有其名的“军属”能得到的东西。但很快，我就没有这个烦恼了，因为我们不得不从楼上的卧室搬到地窖。所有的玻璃都被炸得龇牙咧嘴，书房的墙面也被炸开了一个大洞。

幸运的是，楼下的钢琴还完好无损。这让我久违地觉得愉快。我把我儿子放在扶手椅里，兴致勃勃地弹奏了一曲《Casta Diva》。我弹得混乱，错拍，但这不妨碍他在一旁兴奋地拍手。我知道维尔纳喜欢《月光》，但我偏不弹奏那一首。

奥利机场与维拉库布莱航空基地被摧毁后的第二天，亨利提着面包和牛奶来看望他的外孙。劳伦斯口齿不清地叫着Grand-père，被亨利一把抱起来，在脸上大大地亲了一口。

亨利说：“他们就要来了。”

我笑笑：“希望我们还可以一起手术。”

“当然可以。”亨利说，“你会成为下一个蒂埃里·德·马特尔的，艾瑟尔。当然，我是说神经外科。”

“当然。”我在钢琴上随手弹了两下，漫不经心地说，“维尔纳还没回来。”

亨利纠正我，“你该说，是你和劳伦斯都需要长大。”

话音刚落，警报声再次响起。同时，海滩的方向又传来爆炸声。天空中飞过美国人的战斗机，那片天空失去了玻璃的阻隔，分外莹蓝，澄澈；它划出的白色痕迹将蓝色的蛋糕体中央涂上一条纤细的奶油花。“听声音像是□□，不像普通战斗机投下来的。美国人太看得起冯·奥洛克了！”亨利揪下一块面包，塞进劳伦斯嘴里，“好样的，小伙子！你长大后会是一个勇敢的革命者。”

那场著名的盟军登陆到来之后，乃至圣马洛最终解放前的最后几个月，我久违地找回了歌德笔下“塑造出自己的世界”的能力：我救过的一些人开始陆续回到圣马洛，特工和战士，志愿者，也有加入游击队的儿童；因为我写下的一句“暂缓执行”，成功逃避强制劳动的男人们，他们中的有些人，在郊外各色的“手术室”里，开始再次和我相遇；其中包括塞巴斯蒂安·加布里埃尔。他在逃避强制劳动后就离开了老城区，成为年纪最小的几名游击队员之一。在他把他的伙伴送到我的诊所治疗，并像以前一样叫我“Tante Lavande”的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茱蒂丝不再向德国人举报我——也或许，是德国人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已经成为微不足道的举报上。

路上的德国人越来越少，个个垂头丧气，走路的速度奇快，神情紧绷，看起来忙碌而沉痛。而我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译者，见到的说英语的人，却越来越多。我很快习惯在他们询问我是不是来自剑桥郡时，微笑着祝他们平安；他们大多数对我的身份并不知情，还会分给劳伦斯糖果，送给我明信片和食物。当我再一次咬下来自我祖国的司康饼时，骤然泪流满面。

“别哭了，来自英国的银发姑娘。战争就快结束啦——诺曼底的自由之风正在吹散你的忧愁。”

一个蓝眼睛的美国飞行员安慰我说。在他说这话的十分钟前，我刚为他清理出手肘处的两颗弹片。

月光下，他眼睛的颜色，像极了我的维尔纳。

迷蒙的泪雾里，我痴迷地凝视着那双眼睛。我看到那对灰蓝色湖泊里，装满一个穿着绿裙子，头戴面纱，玫瑰色嘴唇的女人。

她正在破涕为笑。

“先生，在您生活的地方，可以买到蝙蝠侠的漫画吗？”我问。

“当然可以，女士。它在美国随处可见。”美国人从飞行夹克里掏出笔和小本子，爽朗地说，“请把地址写下来吧。等我回到美国，可以寄给你一本珍藏款。很巧，我也非常喜欢蝙蝠侠。”

“那真是太感谢了。”我说。

我在他的本子上写下地址和姓名。他接过去后，表情骤然变得古怪。

“怎么了？”

“不，没什么……原来如此。”

他仔细打量着我，慢慢地说。

我似曾相识的蓝眼睛里同时掠过怜悯和鄙夷。湖泊中的女人在眼皮掀动之间，迅速破败成一枚被撕烂的牛皮纸袋。美国人扭过头，点燃一颗香烟，那些情绪很快被掩盖在升腾的烟雾后。

我知道原因是什么——我留在这个美国人本子上的名字是：

艾瑟尔·冯·比尔肯贝格。

一个冠着德国人的姓氏的，英国人的名字。

我没有解释，只是抱起劳伦斯，和苏珊娜一起，在另一位抵抗战士的掩护下离开。劳伦斯早就睡着了，他寻找到我的心跳，砸吧着嘴，在梦里呢喃着“Papa”。

我一岁半的儿子，对远处响起的爆炸和枪声置若罔闻。我抱着他，穿过杜盖-特鲁埃码头齐齐转向水港的起重机，穿过老城内焦黑而潮湿的废墟和危房；鼾声，笑声，叹息和哭泣，在夜色中交织着回荡。月光悄然流过我斑驳灰白的头发，又让我想起，维尔纳悄然坠落的眼泪——失而复得的壁炉前；重逢的玄关；他离开的那天，我的指尖。

圣马洛的钟楼还在。后来连礼拜钟自己也掉在路上，被炸得焦黑变形。但丧钟每天仍在敲响。道路上布满各类材质的碎片，石头，水管，房梁，圣马洛火车站的站牌和铁轨；房屋一次次被炙烤，颠覆，撕裂。每条街上都有燃烧的弹坑，我的诊所门口也是——等到一切平静下来后，还活着的女人们跑过来，用德国人的钢盔煮芜菁汤。她们中的有些人看到我的时候，还不忘啐上一句，“德国人的女人，居然没被炸死。”但也有些女士，会友好地询问我是否也需要一份汤水。

几位党卫军士兵在金雀花广场上吞枪自杀，尸体被同伴拖走。地上长长的几道血痕比纳粹的红袖章更刺眼，又被德国人的靴子迅速踩踏成一片狰狞的乌黑；一位脖子上戴着铁十字勋章的陌生上尉来到我的诊所，神秘兮兮地询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们一起撤离。

“您是瑞士人，且为我们的国家生育了高贵的日耳曼后代，”他说，“如果您愿意，我将向上级部门提交申请，带您一起离开。这是最后一次离开法国，回归德国的机会。今晚，所有的德国船只都将离开港口，驶入港湾。”

我断然拒绝，理由是我要在圣马洛等待维尔纳回来。他用看可怜虫和寡妇的眼神看了看我，满脸都写着“不知好歹”。

“其实您可以和他走，夫人。对您，至少对这孩子……是个好选择。如果，上尉的家人还活着……美军已经到了蓬托尔松。大部队马上就会来到布列塔尼……”

军官离开后，苏珊娜对我说。

我沉默。恰好这时，劳伦斯举着一把盛开的绣球花，从诊室里跑出来。他最近刚学会“Blumen”这个词的发音，和维尔纳一样，对外面的花花草草总是很感兴趣，每次看到花都如获至宝。很多花草都被爆炸烤焦了，但偶尔在断壁残垣间，也能看到鲜血以外的艳丽色彩。

“妈妈，爸爸去采花了。”

我笑了，蹲下身搂住他。“谁告诉你的？”

“外公和苏珊娜阿姨。”

“他们说得对。”

我把劳伦斯抱起来，在他的小脸上轻轻地亲了亲。

“所以我才不能走。”

圣马洛城解放前最后的混乱中，军装之外的一切界限都被炮火模糊。我穿上主宫医院的旧白大褂，和苏珊娜把劳伦斯送到圣玛格丽特修女院，和避难的人们安置在一起；又匆忙赶往各个街区和避难所，在高射炮掀起的土浪里，搜寻和救治伤者。圣马洛陷入死寂，除了几间食品店，所有商店全部关门，街道上除了我和苏珊娜，只有几位逃难的平民；金雀花广场通往圣文森特街和绣球花街的路段——去往主宫医院的路，已经被碎石堵塞。

我赖以为生两年的诊所不幸陷入火海。但没关系，整个圣马洛对于我这样的无名医生而言，就是一间随处可以落脚的大型诊室。偶尔我在为伤者包扎的间隙抬起头，总能看到天空中飞过的六架飞机组成的队伍，一队又一队，海鸟般轰鸣着前进。

冯·奥洛克带着他的德国人们，躲在碉堡里。在那之前他下令，将留在城内的居民全部撤离至圣苏里亚克，称“圣马洛将被摧毁，将不再留下一块石头。”

街道上再也见不到德国人。

只有命令全面撤离的海报，被踩踏的纳粹袖章，和掩体外的黑烟。

事实证明，冯·奥洛克的撤离令远没有我祖国的飞机和美国人的大炮高效；在他发布撤离令的几个小时后，雷恩被占领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城市。圣马洛的几位妇女甚至在第二天，去礼拜堂为一位不幸牺牲的美国士兵举行悼念仪式——那时，我正和苏珊娜在同一间礼拜堂内，为一名受伤的法国消防员截去臂膀。他在灭火时不幸被无差别攻击的德方坦克击伤，伤势过重，必须立刻截肢。

方丹医院的救护车在几个小时后艰难抵达，并将他带走。我不确定他是否能活下去。

“我们本来可以早几个小时。”来接应的医生——我一位在普外科的前同事，遗憾地说，“该死的德国人！秋后的蚂蚱！他们把我和救护车一起借走了，说要建一座‘卫生城’！布兰科医生和军医谈判了很久，才把我和这辆救护车放出主宫医院的大门！”

“如果方丹医院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请联系我。我将不遗余力。”

我说。我也只能干巴巴地这样说。

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我。

“我不认为这是法国的好选择，冯·比尔肯贝格夫人。”

他把维尔纳的姓氏咬得嘎吱作响，再和救护车上的大红十字一起，摇摇晃晃地消失在断壁残垣里。礼拜堂内还在传出牧师的祷告；而金雀花广场的方向再次传来枪击和喧闹，一声撕心裂肺的“Heil Hitler”穿过暂时平静的街道，碎纸片般在晴朗的天空中飘摇。

“听起来又有德国人自杀了。”苏珊娜说。

“我想是的。”我说。

“您的房子还好吗，夫人？”

“我不知道。”我一愣，满不在意地笑笑，“可能早就被烧毁了。但我希望家里的钢琴还在。”

“钢琴？”

“是的。”

我们准备走回礼拜堂的时候，却又一次听见了救护车的声音。我回过头，看见它正向我的方向驶来。

刚才拒绝我的法国同事冲我喊道：

“请上车吧，医生，护士！我们去圣樊尚剧院吃集体午餐！消防员先生——英勇殉国！”

当然，也不是所有时刻都这样轻描淡写：一次英德双方的深夜炮击后，我和苏珊娜发现亨利被埋在他家中坍塌的院墙下。我像维尔纳当初把我从废墟里挖出来那样，疯了一般地把那些石块从亨利的身上搬开，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但可能就像菲利普说的，救死扶伤的医生们总是好运相伴——石块们竟好似长了眼睛，它们将亨利的双腿砸得鲜血淋漓，却避开了最致命的脑干部位，还有神经外科医生最珍视的伙伴——手。

脱离危险后，我气呼呼地指责亨利到处乱跑，不在第一时间下到邻近的避难所躲避炸弹。亨利紧攥着一个血糊糊的样品袋，笑呵呵地听着。等我说完，才以我所熟悉的慈爱语气，慢悠悠地说:

“我怕我被炸死之后，我女儿不能把她自己找回来。这里面都是你的东西，孩子。Ausweis，手枪，过期的护照……我把它们藏在墙砖里面。本来我想今晚把它们拿出来，放回家里的——德国人不会再上门搜查啦。我怕我见到我女婿时，他会责怪老头子不中用。”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不会的。绝对不会，任何时候都不会。”我紧紧抱住亨利，“您一直是最合格的法国父亲。”

煤气，水电，铁轨，印着纳粹标志的文件，仓库里堆积的证件——属于占领区的一切在不断地死去。同时，这座遍布伤痕的海盗之城，正在迎来她的新生。钟楼被夷为平地，但我们每天都听见胜利之钟在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