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17日，我是在方丹医院的外科病房里，迎来解放的最终时刻的。病房里有美国人，英国人，波兰人，也有投降的德国人。帕拉梅和迪纳尔的医院已经被炸得只剩下墙壁，圣马洛一带，只余方丹医院和主宫医院得以幸存。

那时，我已经至少一个星期没有见到我的儿子，即使我曾几度回到圣玛格丽特修女院进行短暂休整。激增的难民和盟军伤员让我无暇寻找我自己的孩子。珂赛特在我狼吞虎咽食物时，告诉我，劳伦斯和索朗日，消防员和医生的孩子们，以及最后一批没来得及转移的犹太儿童——他们在一起。在上帝的见证下。

“我们能同时听到意第绪语，法语和英语的《平安夜》。真是奇妙极了——令人热泪盈眶。”

珂赛特说。她脖子上戴着奥古斯特送给她的十字架。她握着它，走进火药味的海雾中，和修女们一起，向上帝虔诚地祈祷。

修女院的一处尖塔焦黑地伸向天空，仿佛囚徒在伸出骷髅般的手臂，高呼着：

“我自由了！”

曾经被德国人占领的市政厅燃起大火。港口德国人雇佣法国人修筑的建筑尽数倒塌，倾斜，船只倒扣着在海面上漂浮；档案馆和图书馆升起巨大的赤红色烟柱，燃烧的纸张随风飞舞，火雨倾泻而下，夕阳在沉沉的阴霭下挣扎，像是上帝为法兰西四年零两个月的屈辱生涯，发出最后一声不屈与抗争的怒吼。灼热的雨滴撞上冰凉的碎玻璃，将地平线上，落日橙红的逆光，一缕一缕地晕染进我，伤兵——病人，所有同僚的眼中。

光斑在余晖中跳动。

沉没。

湮灭。

德国的旗帜被夕阳烧成碎片。星条旗，米字旗，法国的三色旗——它们和冯·奥洛克投降的广播，屋内爆发的欢呼和哭泣，一起轰鸣着，布满圣马洛新生的夜空。

人们在方丹医院的楼下点起篝火，高唱着《马赛曲》。有人找出了还没被毁掉的烟花。锦簇而梦幻的彩焰一束束绽放，正以释然的目光，注视着这座碎石般的古老城市。

“嫁给我好吗，阿尔芒娜·瓦卢瓦！”

“So romantic，gentleman.”

“Good boy Philip！”

“答应他！瓦卢瓦护士！答应他！”

亨利拄着拐杖，走到我身边，仰望着夜空中棋布的星星和飞机的灯光。

“一切都结束了。”

他说。

我伸出手，搀住我父亲的手臂。

“是啊。”

我望向地平线一片漆黑的东侧。

“一切都结束了。”

——

亲爱的维尔纳：

答应你的事，我做到了。

我，还有我们的儿子劳伦斯，我们一起活到了战争结束。法国解放，无论是圣马洛，勒阿弗尔，还是巴黎，都迎来了曙光。我们吃到了热咖啡，面包，美国的罐头和英国的巧克力。

我还在奔走于各个救护站之间。你知道吗，亲爱的，我觉得我回到了与你未曾相识的旧日。1939年，塞纳河畔，光怪陆离的春天。战争开始之前，自由而宽容的巴黎。

一切都开始重新运转起来……

可我们呢？

——可你呢，我在黎明出发的旅人？

黎明照耀圣马洛。月亮没有死，她牵着小星星的手，走过漫长的黑夜……

我的旅人啊，你如今在哪里漂泊？

我不信你会这么草率。我不信你居然会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满目疮痍，也满是回忆的世界里。

我的维尔纳，你从来不是这样的人。

菲利普和阿尔芒娜在筹备婚礼。而你——你还欠我一句远在托斯卡纳的诺言，一间有我专属诊台的音乐餐厅；一片绣球花海；一场白大褂与老式西装的旧梦。

所以，你怎么舍得抛下我们呢？

连我们在绣球花街的房子都没有塌，只是被撕裂了两面墙。你的钢琴还在，我的医书也在。你的扶手椅被爆炸掀到了琴凳上，我抱着劳伦斯回到家中时，还以为是你坐在那里，正准备为我们弹奏《小星星》。

我相信与你有关的Missing，只是最浪漫的含义。我不信你就这样消失在没有我的地方。如果你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能感觉到。你可以从你那些愚蠢又死板的同僚口中消失，但你不能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我始终相信你在这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期盼着与我见面，珍藏着有我爱你的每一次心跳和呼吸。但我衷心地希望：那不再是战场，也不是即将埋葬谁的坟场。

我听得见。你在呼唤我的名字。

我听得见。你在我耳边的爱语。

我听得见。你落在劳伦斯眉心，和我唇上的吻。它们在梦里都是温热的，我醒来的时候，唇畔还残留着你身上的雪松木和苦橙气息，还有我最爱喝的锡兰红茶的味道。

我还在等你。

你是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柏林高等音乐学院，师从两位犹太钢琴家的学生；在楼梯口站着喝红茶的唠叨房客；是在一个个偷来的，和平年代般的夜晚里，如获至宝地亲吻我额头，为我不厌其烦地按摩指关节和小腿的丈夫。

你是冯·比尔肯贝格上尉。柏林里希特菲尔德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在波兰的森林里开枪，在华沙的民宅门上贴封条的侵略者；法国占领军的一员；在伊尔门湖畔的小木屋，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最终成为失踪名单上一员的德国士兵之一。

尽管你曾将死神的刀刃，从一些法国人的脖颈上移开——请原谅我不能替法兰西说出任何可能“原谅你”的话。尽管我在作为拉文德的日子里，一直在为我真正的信仰而战斗——你也不要替她和英吉利对我说。原因很简单：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仍有废墟与腐尸的味道飘进窗户。

还记得那只小鹿吗？那只跑进我们院子，啃光我送给你的薰衣草的小鹿——它死了。死在我们的院子里。大概生命的最后时刻，它以为我愿意保护它。我确实愿意，可是我不在场。我想当时我正在方丹医院的病房里，或者哪个美军急救点的担架前。

维尔纳，无论你是谁，无论我们是谁——我们仍是彼此的爱人，是劳伦斯的父亲和母亲。

请回到我们身边吧。无论你回来的时候背负着什么，无论我们将面对什么。至少让我再见到你一次，哪怕是在法庭庄严的审判席上；至少让劳伦斯亲口叫你一声：Papa。

哪怕是在监狱冰冷的铁窗前。

Bitte komm zurück.

你的妻子，

艾瑟尔·冯·比尔肯贝格

1944年9月1日

——

“Bitte komm zurück.”

劳伦斯坐在我膝盖上，将我写下的最后一句话念出声。他圆鼓鼓的小手一直抓着我海蓝色衬衫上的蝴蝶结，试图把它缠绕到他自己的小领结上，我不得不把衬衣从他的小手里解救出来。

每次我穿这件衣服，绑蝴蝶结的人都是维尔纳。于是我习惯性地把它绑得歪歪扭扭，并不饱满。

“爸爸可以绑出世界上最漂亮的蝴蝶结。”我亲亲劳伦斯的脸，搂紧他，柔声说，“他的手有非常神奇的魔法。”

“就像妈妈和外公一样吗？妈妈和外公，能把死人变成活人。”

我愣住了，没想到劳伦斯会这样回应我。好一会儿，我才轻声说：

“是，也不是。他不是所有的时候都会魔法。但他……他能和医院门口的肥猫交朋友。”

劳伦斯欢叫起来。“小猫！”

我将信塞进酒桶，牵着他走出地窖，站在洒满晨曦的客厅里。我几乎睁不开眼睛，客厅里的一切仿佛都闪烁着光芒，玻璃依然没有重新安装好，却反而让充盈着屋内的阳光更加澄澈，明丽，犹如夏日里钻石般的海浪；水面泛着光，形成一片柔和的淡金色薄纱，就像维尔纳邀请我去参加舞会那天的清晨。夏日残余的最后几分热气笼罩着家具，壁炉，维尔纳的钢琴——它们已经和我的身心，和劳伦斯的记忆一起，被永远铭刻上战争的残迹。

窗外传来几声鸟鸣。

我回过神来，走到玄关，拿起小圆桌上的公文包。在临走前习惯性地拉开拉链，检查里面放着的物品。除了我在占领期间的各项身份材料，还有维尔纳为我留下的一把手枪——虽然在信中，我自诩“为信仰战斗”，但这漫长的五年里，我竟从未开过枪。

盯着手枪时，我没来由地想起维拉·洛朗。

更准确的说，是她脖子上装着德军恋人照片的项链。

他的爱最终陪她一起长眠地下。

尽管已经时隔将近三年，且我在接受维尔纳求婚的那晚，已经与维拉告别；我却仍能忆起她青白的脸，破损的头颅。以及我翻动她眼皮时，瞳孔中最后的光亮。

维尔纳的怀表太贵重，勋章更是不能在这种时候随身携带的东西。哪怕他已经将中间那个罪恶的标志，打磨得面目全非。

我拿着手枪，犹豫了片刻。

最后，我将它放回了公文包里，压在文件的最下方。

“妈妈，我们要去哪里？”劳伦斯问。

“圣文森特街上的临时市政厅。”我说，“一个能找回我们自己的地方。”

————

＊指奥黛特·罗森斯托克，1944年4月25日被捕，于两周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又被送至贝根-贝尔森集中营。

＊蒂埃里·德·马特尔：欧洲神经外科奠基人之一，德国进入巴黎当日，在公寓中自尽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