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圣诞节后，我突然得知自己即将被提前释放的消息。更准确地说，是取保候审。出狱后我仍需接受每周两次的医生检查（这通常是职业妓女的要求），以及不能离开圣马洛，以保证在二次开庭时随叫随到。我引以为傲，也赖以为生的行医资格，如今更是可望而不可即。

我想或许是菲利普和阿尔芒娜的证词起了作用，又或许是我的父亲为我拖着病体去乞求了什么人；也可能是塔玛拉签好字的联名书。

一切都显得不动声色。包括我自己。

弹洞遍布的城墙，飘着雪的海面，焦黑的塔楼，暖黄色的灯光。海风含着冰与雪的味道吹过来，扬起我头上用于掩盖头发的黑色头纱。我解开它，看着它迫不及待地离开我身侧，飘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在凝滞得化不开，尸僵状态的天空里，劈开一道柔软而深邃的伤疤。

僵死的尸体也不会再流血。

如果有面镜子，我想我现在的样子，大概和维尔纳曾经带我看过的那场宣传片如出一辙：我也成了里面那些眼睛黑洞洞的德国士兵。只不过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死了。我和维尔纳，或许比奥古斯特更早看见他的坟茔。

维尔纳生死未卜。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而我还活着。

我还能闻到我眼中腐烂藻类的臭气。

我拒绝让任何人来接我。我一个人走过大贝岛的礁石，走过老城墙的石板路，回到圣马洛老城区弥漫着圣诞烤鸡，煮苹果和葡萄酒味道的灯光里。

晚祷的钟声刚过不久。圣马洛的市民们带着三色旗，纷纷走进礼拜堂的墓园。有志愿者在门外发放杜松树枝和纸折的白玫瑰花作为凭吊物。圣马洛的黎明到来之前，我与苏珊娜曾在那间礼拜堂救治和送行过数十位伤员。但如今已经成为半个罪犯的我，并没有进入栅栏凭吊的资格，只能在墓园外停留片刻。

有人看到我的寸头，投来一声轻嗤。

大多数人则对此习以为常，视若无睹。

有位帽子上绣着“Université de Rennes”字样的男性志愿者认出了我。他称自己是我救治过的病人，不仅摘下帽子递给我，还变戏法般，从身后拿出一朵真正的白玫瑰，邀请我入园悼念。

我婉拒了他的好意，继续前行。

适才他摘下帽子时，我注意到他的头部有一处狰狞的手术疤痕。大概确实是我在主宫医院接诊过的病人。

在一个被炮火摧残得面目全非的街角，我不慎撞到了一个行色匆匆的金发女孩。女孩扎着发辫，针织外套上别着一枚天竺葵胸针，皮肤白皙莹润，眉眼古典得像战争开始之前，卢浮宫里挂着的美人油画；她海蓝色的眼睛看着我时，一瞬间闪过陌生和恐惧，又很快变得熟悉起来——却没有任何鄙视。

只有皑皑白雪般的圣洁，与大海包罗万象的怜悯。

我被她撞得踉跄了几步。而她手里本来抱着的书也被我撞掉，可怜兮兮地趴在雪地里。我若无其事地说了句“Sorry”，俯身将它捡起来时，不经意间掠到书名。

“《LE SILENCE DE LA MER》……”

我低声念出来，将它交还给女孩。女孩小心地掸着书上的残雪，忙不迭地向我赔礼道歉。

“没关系。它的书名，很美。”我说。

“是的，柯克兰医生。”

她轻柔地对我说。这个久违的称呼让我呼吸一滞。我没想到还有人愿意这样称呼我。

“您不怕我吗，小姐？”

她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不怕。”她说，“我记得您。您曾经帮我邻居家的孩子免费治过病。您也不止一次顶着敌国侨民的身份，冒险救治法国人。我的祖父提起您时，总是夸奖您的善良和勇敢。后来您……之后，我也去您的宅邸送过花。我挑选了天竺葵和飞燕草。”

“谢谢。”我木木地牵动嘴角，算是笑了笑，“您看起来很喜欢这本书。”

“是的。这是一本关于尊严，爱情与选择的小说。”女孩想了想，慢慢地说，“但我不建议您看这本书。不过，不是因为您的身份。书中的男女主角，和您，与您的丈夫很像……但很不幸，他们没能迎来一个美好的结局。”

听到她提起维尔纳，我的眼球立刻人偶般在眼眶里旋转起来。吱嘎吱嘎。我甚至能听到声音。

“您记得我的丈夫？”我问。

“记得。我曾经见过他把摔伤的犹太男孩送回家，而不是送去监狱。1941年，圣马洛修建海防工程的时候，他也不止一次为维护工人，与托特组织和党卫军争执，我的表哥还用钢筋捅过他的腰。”女孩友好地微笑着说，“另外，1941年的停战日，他曾经临时借用过我家里的自行车。祖父没有索要报酬，但他还是托副官送来了食物和煤炭的配给票。”

“真是奇妙。”我说。

“现在看来，是的。”她说。

远处突然响起汽车喇叭声，打断了我和女孩的对话。我回过头，才看见路对面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车上还绑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以及一架被拆解过的钢琴。

“妮安娜！你在和谁说话？东西还没取回来吗？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这就来了，祖父！”

妮安娜高声回答。

我们会意地对彼此欠身行礼。但在她从我身边擦身而过的一刹那，我却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叫住了她。

“抱歉，妮安娜小姐。”我挽起外袍，露出里面发黄的旧囚服，指了指还算干净的布料，“我有个不情之请——您刚才曾说过，我丈夫的一些义人之行……可否麻烦您，将这些记录下来？只写几句就可以。不用留下您的名字，太危险……我想，您的行李中应该有笔，或者眉笔，口红……”

“柯克兰医生……？”

“我的丈夫已经在1942年12月19日，被记录为失踪。”我平静地说，“时隔两年，我很清楚，他非常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也知道要求作为法国人的您做这件事，有损您的民族尊严。但我也是一名母亲，我只是有个小小的愿望——我希望我的孩子知道他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而有些东西，不能从我的角度说出来。您有绝对的权力拒绝我——毕竟，即使他做过再多的事，也无法改变他是侵略者的事实。我从未忘记，他是穿着纳粹德国的制服和皮靴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我不会有半分怨言。”

昏暗的路灯下，妮安娜定定地望着我，美丽的眼睛快速地眨动着。半晌，她低下头，盯着手里的书，轻呼出一口气。

“请您来我们的车里稍候吧。”她说，“外面实在是太冷了。”

我摇了摇头，再次对她欠身。

“多谢您的好意。”我低着头说，“但作为一名德国军官的妻子，我没有这个资格。”

妮安娜沉默片刻后，扶起我，然后快步向雪铁龙跑去。我隐约听见她和她祖父的交谈声，但我始终低着头，不希望让她们误认为我在向他们逼迫一份证据——即使这姿势让我看起来像在乞怜。但总好过强行按下对方善意的脊椎骨。雪还在下，我薄薄的一层头发已经被雪水打湿，冰凉而蜿蜒地在我的脸上流淌。

直到妮安娜的鞋子再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才再一次抬起头。

一时间，我愣住了。

书本的最后一张纸被妮安娜撕下，递到我面前。大片的空白，整张纸只有右下角印着“午夜出版社”的字样。

一起被递过来的，还有一支眉笔。

“墨水结冰了，夫人。”她不好意思地说，“请您写下上尉先生的名字吧。真是抱歉，我们……我们从未与他交谈，不知道他的姓名该怎么写。”

“真是太感谢您了。”

我郑重地接过纸笔。妮安娜将书递过来，为我做着支撑。“真的很巧，夫人。”她说，“您丈夫的名字，也是维尔纳，甚至名字中间也有‘von’。但是姓氏不一样。”

我注意到了她称呼的变化。

“也是？”我问。

“这本书。《海的沉默》，男主角的名字。”妮安娜说，“虽然上尉已经……但我……我还是不希望，这本书的结局真的发生在您身上。如您所见，我和祖父即将搬离圣马洛，我们的房子损坏得太严重了。但既然上帝安排我在这里与您偶遇，我突然在想，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真的会有奇迹发生，也说不定。但无论发生什么，都请您坚强地活下去。我也相信圣马洛的阳光，总有一天会照耀在守护过她的人身上。”

我呆呆地望着妮安娜。我的思绪犹停滞在她说出的“奇迹”和“阳光”之上，连她什么时候拿走我手中的纸都没有注意到。但我想，我已经在这个雪夜感受到了第一缕圣马洛的阳光——而它在十分钟后，又沉甸甸地凝聚在我手中。

这个善良而富有尊严的女孩和她的祖父，不仅将维尔纳的善意记录下来，还在空白处签上了他们的姓名。

纸上的最后一段话是：

“致艾瑟尔·柯克兰女士：

我们愿意证明，德国军官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上尉，曾在圣马洛做过上述善行。

感谢您为法国人所做的一切。

愿上帝保佑您和您的孩子。”

三年前的秋夜，维尔纳曾将挂在“V”字中间的国防军军帽摘下来，压在我的头顶。即使曾受过“V”字的拥抱，那份沉重的阴影，依然不可避免地笼罩在我的人生中，不曾，也永不消散；是作为爱人的加冕，也是从此共罪的预告。但它确实短暂地取代过丧仪头纱。

我此前说过：奇妙而狂热的预感。

它再次席卷而来。

这一次，却不再只是年轻人被爱情认领的狂热。而我捏着这张承载善意的纸，凝视着妮安娜同样年轻而沉静的眼睛时，终于体会到那份“奇妙”的含义。有什么东西，毫不讲理地在胸口处熊熊燃烧。我张了张嘴，却发现嘴唇和牙齿打颤得厉害，一时间，竟什么也说不出来——趁着我发愣，妮安娜把她的天竺葵胸针摘下来，一把塞到我手里，转身跑向祖父的雪铁龙。

“Adieu！”

车子发动之前，她探出头，向我喊道。

我在模糊的泪光中向她挥手。

巷子里很快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我手中握着的阳光。我把它和天竺葵胸针一起放进怀里，继续向绣球花街走去。

那天晚上回到家后，我开始做一件事：我终于开始重新碰触维尔纳留下的痕迹。我将维尔纳留下的文书翻了个底朝天，把他提到的法国人的姓名和地址，尽我所能，整理成一份清单；而我每寄出一封信，就在后面记录一个日期。信的内容，结构，都与我对妮安娜说的话大抵相似，只是根据维尔纳确实提供过帮助的内容而有所不同。另一些残缺的名字和地址，我将它们交给了菲利普；一起交给他的，还有玛德琳姨母留给我的宝石项链。我拜托他帮忙转卖，用于支付我和劳伦斯的日常支出，还有对我而言分外高昂的寄信费用：邮票，纸笔，墨水，信封。在这方面，我坚决拒绝亨利和战友们的接济。

“这条项链见证过希特勒的画像被打成筛子。”去杜邦书店见菲利普时，我轻松地调侃道，“希望能卖个好价钱。”菲利普则接过首饰盒，罕见地没有挖苦我，而是点点头，保持沉默。

除此之外，除了维尔纳寄来的家书，我也开始给劳伦斯读维尔纳留下的东西。我告诉他郎之万教授，劳工，集中营，抓捕报告；照片里和文字中的人们遭遇的不幸；他的父亲又在其中如何作为“罪人和义人”同时存在。我也将波兰的驱逐命令执行报告讲给孩子听，包括维尔纳沉重而无实际意义的忏悔——“一份报告，五个家庭，上帝将降罪于我”。维尔纳放在衣柜里的旧花瓶也被我亲手打碎。我本以为里面藏着什么不能为外人知的机密文件，结果却是1941年，他被战争塞进我生命前一天的“预告书”。我拿着它，掸掉上面的碎瓷渣时，不禁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