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两岁零三个月。于是我将战争，制服和黑鹰徽章形容为恶魔的化身，尽量将那些公文转述成“恶魔与被吞噬的人们”的故事。
“爸爸是恶魔吗，妈妈？”劳伦斯问我。
“爸爸走进妈妈家门的时候，不是。”我说，“所以妈妈告诉你，制服也是一种恶魔，只要有人穿上它，上帝就不再允许他们成为天使。有些人被它吃得骨头都不剩。也有些人，认为自己只是被恶魔附体，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所以心安理得地穿着它。还有些人，一边被它撕咬，围困，弄脏，一边坚守自己的心脏不被它吃掉。他们与它斗争，与它周旋，为被它咬伤的人们减少痛苦，或者让他们活下来。你的爸爸就是最后一种。”
“我懂了，妈妈。”劳伦斯说，“爸爸也是蝙蝠侠。白天和菲利普叔叔一样穿西装和背带裤，晚上就穿着黑黑的衣服，在城市里飞来飞去。”
“你怎么会知道蝙蝠侠？”
“美国叔叔们有时候会来讲故事。
“但你爸爸不是蝙蝠侠。你爸爸……”
我想了想，说，“首先，你爸爸不会飞。其次，他更像英国的红花侠，又不完全像。红花侠会把一朵小红花留在救过的人身边，但红花侠穿着的衣服不会变成恶魔，也没有服从于恶魔的指挥。最后，你爸爸不会，也不能留下小红花，他只能给妈妈留下一张又一张的小纸条。”
“那爸爸是英雄吗？”
“如果他在这个地窖里，他一定是你和妈妈的英雄。除此之外，都不是。但是他爱你，也爱妈妈。就像我们爱着他一样。”
劳伦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他从我怀里跳下去，噔噔噔地跑出地窖。我知道他去做什么——他一直非常宝贝他从橱柜角落里翻出来的蜂蜜。他说这是一瓶闪闪发光的琥珀（有时也说是宝石和阿拉丁神灯），里面藏着能实现愿望的小精灵。
事实上，这瓶蜂蜜本是拉罗谢尔修道院赠与维尔纳的礼物，又在我与维尔纳初识不久的时候，作为一份“改善心情”的甜食，被他转赠给我。我们相爱之后，它很快被他带回来的罐头和黑啤酒，以及我对厨房的忽略推到见不得光的角落，又在几年后被他的儿子意外找到——直到我二十九岁生日那天，亨利在弗朗索瓦丝的陪伴下，带着劳伦斯来看我，我才发现它居然还奇迹般幸存着。当时劳伦斯也是这样，献宝般把它摆在我面前，从铁窗外的台子，到地窖里铺满纸张和文件的旧木桌。
“能带来奇迹的蜂蜜小姐，请告诉蝙蝠侠和红花侠，我希望他们把爸爸带回家。”
劳伦斯像个小修士一样，双手合十。
他格外认真地说，“爸爸回家，当我和妈妈的英雄。妈妈就不会再回到黑黑的铁笼子里，也不会再有人说我是恶魔的孩子了。”
“劳伦斯，”我蹲下身，握住劳伦斯的手，看着他的眼睛承诺，“妈妈答应你，会把爸爸被世界误解的那部分人生拼起来。他在圣文森特街，在拉罗谢尔的某一家修道院，在妈妈要寄信的那些人的人生里。”
劳伦斯扑进我怀里，小手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我抱紧他，抚摸他结合了我与维尔纳头发颜色的金棕色发尾，却没有哭。至少在我把那些名字一个个找回来之前，我还不能允许自己哭。
收集“人生”的过程，意料之中地，并不顺利。大多数的信件没有回声，拒信和回信的数量旗鼓相当。没有回声的信件，我会再补写两次，之后的事情则听天由命。记录日期已满三次，但仍没有收到回信的地址，我会在后面画上一朵玫瑰花，代表“已结束”。被拒绝——偶尔也有辱骂和指责——的地址，则用饼干代表。我给劳伦斯的理由是：玫瑰花是英国的国花，而饼干即使碎了，也还可以吃掉。无论哪一种，都比将它们划去要温柔。至于收到积极回复的地址，我会让劳伦斯用我的Maxfactor印上一个小指印。
它在陪伴我的第七年发霉了。
但却有比妆饰更美好的用途。
也不时有令人惊喜的好事发生：我联系到了圣洛的音乐老教师。他不仅在我的原信件上签了字，证明我的描述属实，并将维尔纳在1941年写下的求情文书原封不动地寄送回来。布雷斯特专程写信给维尔纳的犹太家庭也专程写来了感谢信，称维尔纳的担保文书，让他们一家免于被送去德朗西，而是作为“技术工人”被暂缓抓捕；他们在那不久即躲避至分界线外的尼斯乡下，并在法国解放后返回布雷斯特的家乡。
另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是菲利普专程为我从Couvent de récollets带来的一份证明信，上面同时加盖着拉罗谢尔抵抗委员会与修道院的圆章。我将蜂蜜瓶子上的卡纸标签交给了菲利普，拜托他代我前往拉罗谢尔，打听维尔纳曾经放走过的两个犹太孩子的消息。本来只是想碰碰运气，没想到有更意外的收获——他曾经送来过这里的法国人，除了这两个孩子，还有一位由于夜间通行证出现纰漏，而险些被逮捕的抵抗战士。
维尔纳从未与我提及过后者。我大致能猜到我丈夫的想法。以他的性格，多半会认为：爱国者不被逮捕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而理所应当的事情本就不该因为占领军的侵略而改变。但如果现在他在我身边，我会告诉他：人性之善也不该因为制服之恶而被扭曲，善意获得回报也可以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收到回信的那晚，我久违地非常兴奋，甚至兴致勃勃地弹奏了一曲《天佑国王》——现在不会有人责怪我在法国弹奏英国国歌了！
1945年的春天在开了满纸的玫瑰花，饼干碎，花瓣红色的小指印间，渐渐解冻。生命从嫩绿的树梢间再一次悄无声息地透出来。黎明开始来得更早，睁开眼睛时，客厅里的颜色，也从沉郁凝滞的深海蓝，化作轻盈的湖蓝，风从玻璃和墙体的裂缝中吹进来时，仿佛能看见湖面上微波荡漾的环痕。
又一次，我目送冬天离开圣马洛。
劳伦斯还没睡醒。我亲吻他的额头，走出地窖，坐回餐桌旁，再习惯性地将属于维尔纳的椅子拉出来，不停地将它调整到在阳光能照到的位置。这是我每天走出地窖后，做的第一件事，一种几近迷信和表演的固执：我死守着“失联”和“死亡”的差别，仿佛只要旧椅子还没有散架，还能被我这样拉来扯去，就可以用它填补维尔纳缺席的空白。
我早已分不清我是不是还在想念他。又或许，想念早已成为呼吸，无知无觉间伴随着我的心跳而流逝，存在，前行。我看似习惯了这种生活，却又总会凝视着辉光里，沉降的灰尘失神。我告诉自己，那是时间为他保留的席位。楼上的《浮士德》，也还为他封存着一整个夏天。
“Wenn ich je zuruckkehre...Wenn ich je...Wenn.”
（如果我能回来……如果我能……如果。)
我喃喃着他留下的这句话，手在椅面上缓缓摩挲。它身上残留着不规则的伤痕——它们来自飞溅的碎玻璃，子弹，火药，和我的手术刀。某种程度上，确实和它的主人如出一辙。
然后，我坐下来，拿起笔。
昨天在维尔纳抄录我病历的那些旧纸里，我又艰难地辨认出一个疑似的地址，在布雷斯特，是位被指控情书中体现出反德思想和违禁词汇的学生。
我和每次写信一样，哼着《Das wird ein Frühling ohne Ende》的曲调，利落地写下“Porté disparu”。
“r”带到最后一个“u”时，门口突然响起敲门声。
我没有听到脚步声——它被掩盖在我的歌声里。
悄无声息。
训练有素。
节奏均匀。
“是谁？”我问。
没有回应。
只有衣料轻微的摩擦声。
我握着笔的手猛烈地颤抖起来。钢笔的蓝色墨水泅开一片印痕，将“r”和“u”，乃至于整个“disparu”，一点点吞没，覆盖。
我站起身，一步步走向玄关。我想挽起头发，却在抬起手时，只摸到了一片空白。但我在把手放在摇摇欲坠的门闩上时，却突然平静下来，耳边只剩下血液流动的闷声。
“未来的某一天，真的会有奇迹发生。”
“圣马洛的阳光，总有一天会照耀在守护过她的人身上……”
喧嚣的……
回声……
门开了。
我看到维尔纳站在门口。那一刻，三年的等待，信件里的血与雪，圣马洛的月光与鹿的尸骸，都在一瞬间沉入海底。只剩下这座房子化成的孤岛，与从我笔下漂泊而来，披着晨曦与海雾的旅人。
我的旅人。
他不再身着军装和长靴，身上是一件破旧的棕色工服，白衬衫领口破旧，沾着灰色的水泥印迹；鞋子也是最普通不过的布鞋，在初春时节显得单薄而萧索，看起来和一个普通的法国工人无异；整个人形销骨立，头发长而凌乱，肤色变暗，脸色苍白，脸颊凹陷，本就深邃的五官竟如同镶嵌在颅骨里，鼻梁和脸颊上有淡淡的几道疤痕。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在我们对视的几秒钟里，扭曲而不受控地痉挛着。两只手的关节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形。雪松，苦橙，香烟，早已成为奢侈而遥远的记忆，取而代之以冰雪，钢筋，泥土。
唯独那双灰蓝色的眼睛。
是我数年的神往，仍令我望之心驰。平静。富有敬意，不再好奇；坚定，却又满眼疼惜。它们望着我时，依然如同蓝莓杜松子酒般，清醒又酩酊。我看到其下深埋的鲜血与苦精。悲悯，疲惫，被战争与时代舔舐过后，残余的尘埃——也是干涸的河床，失去呼吸与心跳的战壕。
这一次，是我先打破沉默。
“维尔纳。”
我听见我的声音。没有颤抖，没有哽咽。远比我想象中要平静。只是有些嘶哑。
他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我。慢慢地，他的左手抬起，颤抖着伸向我的头顶。我没有躲，站在那里，安静地望着他，任他的掌心带着熟悉又陌生的触感，落在我的头顶。枪茧和伤疤比起我们上次见面，要多得多。两根手指仍是不受控地在我的头皮上发抖。
“疼吗？”他终于说。
我摇了摇头。“你呢，”我说，“你以后……还能弹钢琴吗？”
他望着我。
属于我的湖水，慢慢被雾气笼罩。
“艾瑟尔。”他说，“我回来了。”
等待三年的眼泪终于在他叫出我名字的一瞬间，潸然而下。我一把将维尔纳拉进门，用力地抱住他，说不出任何话。而在维尔纳颤抖着回抱住我的一瞬间，我又忽然抽出手，用力地推在他身上。分离，撕裂，与清算的磨损，一桩桩一件件，都在我身上留下了本能般的克制，让我连痛苦都喊叫不出声音；只能像被割断舌头，拔掉牙齿的野兽，徒劳地张着嘴。恍惚间，我似乎在说话。但声音几乎不知道是从哪个地方挤出来的——肺泡，心脏，或者灵魂，甚至是我被德国人拔掉牙齿后，余下的空牙槽。
“你从斯大林格勒寄来的信，最后的信……被他们撕了。傲慢与偏见，那封情书，我把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复写下来，”我哭哭啼啼，语无伦次地怒斥他，可声音却已经是在久不见天日后，习惯性的窃窃私语，“他们把我拖上运牲畜的车……劳伦斯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是空的。我在法庭上说我是你的妻子，他们笑我，骂我，朝我吐口水，我用手术刀砍他们的手……维尔纳，我卖了项链买墨水，给每一个可能记得你的人写信。我每天告诉劳伦斯，他的父亲犯过什么错，又做过什么对的事。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为什么？你为什么明明活着，却不给我写信……谁能告诉我，你还会不会走……别再……”
维尔纳沉默地揽着我的腰，另一手轻抚着我毛糙的寸头，任我发泄。地狱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更加冷静而坚固的痕迹，可我犹能在他抚摸我的触感里，觅得曾经那个柔情蜜意的钢琴家，操持家事的丈夫的影子。他堪称平静的爱抚让我的悲喜更加翻涌，我眼前发黑，几乎神志不清。我分不清自己是梦醒了，还是终于活了过来。
当我打到不知道第几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没有检查维尔纳身上有没有伤口。我连忙停下了手，转而捧住他的脸。可我还什么都没说，他就低下头，深深地吻住我。
“我回来了，Liebes。我回来了。我不会走，再也不会走。”他把我压在他不复宽厚的胸膛上，以我熟悉的，温柔而舒缓的语调说，“你们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艾瑟尔。我们团圆了，从此以后，只要我活着，再也没有人能伤害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回来了，亲爱的。”
我低声哭着，哽咽着。我依偎在他怀抱里。
“你还是我的维尔纳吗？”
“是。”他又一次吻住我，凝视着我的眼睛说，“我没有变，我发誓。自从我亲吻你那天起。一直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