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一天，我却反而只剩下奇异的荒芜和沉落。犹如一座轰然倒塌的城，在海水退潮后终于浮现出被侵蚀的废墟体，可你又不得不承认它是你守望，等待，乃至于在梦中一次次追求的家园。真正被他温热的爱抚安慰时，热烈，欣喜和做梦的权利，早就被分离，死亡，战争和一切的苦难磨碎在脚底下，死在剃刀里，连哭泣都已经学不会放开声量。而我从他身上褴褛的装扮，已经猜到许多不可多问的端倪。
“劳伦斯还在地窖里。”我说，“需要我现在叫醒他吗？”
“你们住在地窖里？”他轻抚着我的脸说。
“是。你和奥古斯特挖的地窖，它派上用场了。”我说，“书房的墙还裂着。所有的玻璃，都毁了，现在又太冷。但房子没有塌，钢琴也还在。”
“显而易见。”维尔纳说，“先不要叫醒他，等他自己醒来吧。”
“洋甘菊茶还是咖啡？”
他低头吻我一下，“柯克兰医生。”他说。
我愣了片刻，又忍不住笑笑。我庆幸于仍能被这样的温情吸引，而他也还能传递出这样的温情。
百感交集的我们终于结束重逢的拥抱。我转身走进厨房，为他切面包，夹上几片美国人的火腿罐头，再把英国士兵的马麦酱拿出来备用。他说不用热水，喝惯了清澈或泥泞的雪水，雨水，甚至水管里的锈水和叶子上化开的霜，现在嘴巴除了烈酒，喝其它的东西都是一个味道。我告诉他我也一样，已经不记得英式红茶是什么味道，牛奶要留给劳伦斯，木质顶柜的门板脱落了一个栓子，里面放着苏珊娜和弗朗索瓦丝送来的洋甘菊茶和咖啡粉。维尔纳倚在玄关里望着我，目光沉静而深邃，眼中却没有半点哀伤；我看见的是一个人站在海岸边，准备迎接一场终将到来的海啸。而我白坯玩偶般的头颅在他眼睛里，竟反而构成一种奇怪的星芒。黎明，夜空，黄昏，血光里身背步枪的士兵，大雪中被炸碎和冻裂的脸庞和躯体，在他眼里，和故事开始的地方，一起杂糅着，陈列在我面前。
我和三年后的他之间仿佛隔着博物馆的玻璃窗。而我又觉得他是三年前的他，正在等我给三年后的他一个裁决。
“我做了逃兵。”他突然低声说。
我正准备打开马麦酱。这是一盒新的马麦酱，我一直舍不得吃。听完，我只是笑笑。
“维尔纳，你现在还能拉开拉环吗？”我回答，“我总是把拉环掰断，然后只能用刀子撬开，每次都弄得很糟糕。”
“右手还可以。”他说。
“Well，great.撕开袋子的技术呢？”
“还在。”
“我现在多了一项技能。”我说，“把马口铁罐头盒变成垃圾。可能需要冯·比尔肯贝格先生帮忙。”
维尔纳看着我，慢慢弯起嘴角。
“我可以过去吗？”他用没受伤的右手指着窗外，语气中犹带着试探与拘谨。我则放下那个马口铁盒子，走回去，把他的外套脱下来，又一把盖在他头上。
“暂时不行，但太阳落山后可以。另外，开罐头前，先去把手洗干净，维尔纳，不然你儿子将收获一个天然的细菌培养皿。”
“洗手？喔，对的。是的。”他说，“谨遵医嘱。但我可以不吃马麦酱吗？”
我将桌子上散落的信件收好，并将维尔纳的椅子从光柱里搬回餐桌靠者墙角的地方。然后，又出门将院门反锁。尽管院墙早已倒塌，这份不容打扰的姿态形同虚设。听着哗啦啦的水声时，我又想起楼上还放着那只小鹿被我洗净的头骨，它被我摆在空了一大半的书柜里，而劳伦斯还在地窖里睡着。它死了，所以可以不怕冷。
终于，时隔三年，我们再次并肩坐在同一张餐桌边。维尔纳拿起面包夹火腿，咬下一口，平静地咀嚼着。窗外响起脚步声时，他总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向阴影里蜷缩过去，似乎巴不得将自己变成一张纸片，塞进信封里，或者墙缝。
“1942年12月19日，”他说，“我带着一支小队，试图向斯大林格勒以西的一处高地突围，途中途经一处原始森林……”
说到这里，他挖了一勺马麦酱，涂在面包上。
“……我们在那里中了苏联游击队的埋伏。我和几名队友被俘……他们都死了，除了我。因为只有我在苏联人用枪指着我时，大喊‘希特勒是王八蛋’，并表示愿意投降。本来，他们要带我去红军后方的俘虏拘留所……但我在途中想办法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并烧毁军装，加入了他们的地下活动。因为我会德语，帮了他们一些忙，主要帮助他们藏匿苏军俘虏和犹太人。＊那是我背叛我的国家的开始。”
“事实是我们中的很多人，直到死，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打这样的仗。无论当地的居民如何对待我们，最后都只有一个结果——死亡。村庄被烧毁，村民被射杀或俘虏，牲畜和粮食被抢夺。我至今记得奥古斯特临死前，在战壕里问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他问我，长官，屠杀也是军人义务的一部分吗？我告诉他，不是。然后他死了，一只手还紧紧攥着铁十字勋章……没有逻辑的世界……一切都变得疯狂和颠倒。我也一样。没想到在军官学校和战场上学来的东西，最后竟然用来逃离我自己的祖国。”
说到这里，他转头轻轻吻我。亲吻之后，我依偎在他肩头。他说得破碎，语气却平淡无奇，只有提到奥古斯特时闭上了眼睛。但我知道他已经在心里惩罚过自己许多次。无论统治那个国家的人如何疯狂，他终究是站在了自己国家的对立面。
“后来呢？”
“后来我跟着他们，一路西逃。先是哈尔科夫，后来又到了明斯克，辗转在立陶宛和波兰之间……”维尔纳说，“7月之前，我一直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一带进行地下活动，每天和我自己祖国的士兵对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心情，艾瑟尔。我知道他们做的是错的，但他们又确实是我的同胞……5月，在瓦西里斯基，一个波兰的村落里，我目睹了警察部队和党卫队屠杀了两千名犹太人。包括手无寸铁的女人，婴儿和老人。惨绝人寰不足以形容当时的场景……两千人，或许更多，艾瑟尔。两千人。也是那一次，我发誓一定要将纳粹的恶行昭告天下，即使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做。一定还有其他的德国人想这么做……你听过‘红色交响乐团’吗，艾瑟尔？我热爱的德意志。那些不曾被纳粹思想腐蚀的德意志人，我不是纳粹，我的国家也还有人不是纳粹……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游击队的伙伴们，他们也支持我的想法。战争……只能让那些从未经历过它的人感到快乐。＊ ”
事实上我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在他被宣告失踪之后，我就收起了收音机，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于菲利普和被送到我这里的抵抗战士们。但我还是点点头。“我明白。”我轻柔地说。
“1943年7月，我随着一支白俄罗斯的游击队辗转到基辅。计划就是在那里发生转折的……”说到这里，维尔纳痛苦地闭了闭眼，“我们在基辅被党卫队发现。他们的指挥官……居然是我在弗莱堡的老友，迪特里希·施塔尔，你应该还记得他的名字。他身边还跟着一名来自亚洲的年轻女性，似乎是他的恋人……但很奇怪，她叫他‘Bruder’，就像你们英国人的‘Brother dear’。不过，我想，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答案了。”
“十几岁时，我读过介绍中国文化的书。如果她来自中国——中国的孩子们通常不会直接称呼兄长的名字。他们会称呼‘Elder Brother’。”我说，“直呼异性的名字，对于他们而言比我们更加亲昵。”
“那对于你呢？艾瑟尔。”
我脸上一热，“维尔纳……Come on.”
“还好你没学美国人——帮他们搬水泥时，他们也经常叫我老兄或者兄弟。”
“亲爱的。”我立刻纠正他，“是Learnt不是Learned。”
维尔纳的眼中浮现出片刻狡黠的生气勃勃，属于第一次拥有彼此后玫瑰色的傍晚，还有他背着我药箱，一起手牵手走过的林间静夜。他故作高深地点点头，再次低头亲吻我。
很快，他就着这个轻松又不那么轻松的小插曲，继续讲述下去：
“迪特里希很快在游击队员里认出了我。起初他对于我仍活着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惊喜，但他很快从我的衣着和游击队员对待我的态度里，明白了我在做什么。而我在与他四目相对的时候，就明白，他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迪特里希。他愤怒地咒骂我是民族败类，是德国的叛徒，几乎要当场射杀我……说起来，我当时没有任何惧怕。我只是遗憾，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见到你和劳伦斯了。”
他说到这里时，甚至苦笑了一下。稀少而丑陋的头发能让我更加毫无阻隔地听见他颈动脉跳动的声音。三十二岁的维尔纳，诉说这些令人牙齿打颤，已经足够毛骨悚然的经历时，竟让我想起风烛残年的老人——看不见任何属于青壮年应该溢于言表的苦涩和悲伤。我不得不承认，那个站在我房门口，曾经能以优雅姿态和礼貌措辞叙说自己的矛盾与情感的男人，已经在这三年中一点点死去。没有死去的，只有他穿越地狱和现实奔赴而来的□□，一如我已经在三年的等待和解放后的混乱中，死而复生过无数次。
“可我们都活下来了。”
我干巴巴地说。除此之外，如今的我也已经说不出其他的话。任何安慰的话比起那些被夺去生命的无辜者，都显得苍白。事实上，直到他进门的那一刻，到他现在坐在我身边，对我叙述这些冷酷的现实——大概是分离太久，我依然觉得恍惚，找不到任何重逢的实感，爱情虚无缥缈地在血液里漂浮，现实又像石头，一块一块地随着他的叙述坠下来，渐渐填平胸口。我只能握紧他痉挛的左手，感受着指尖的脉搏，和神经抽动时那点属于医者的病态清醒感。
维尔纳反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拿起水杯，一饮而尽。街道上传来军靴脚步声，带着法语口音的英语，偶尔还夹杂着美国大兵们的俚语。加布里埃尔太太出门泼水，但她已经不会再大声唱歌。她那些Rina Ketty的唱片，都被民兵队踩碎或没收了。
等到外面重归安静，维尔纳方才继续说下去：
“迪特里希的枪口顶在我胸口，你照片的位置的时候……我还在哀求迪特里希，看在我们十几年的情分上，至少放过老人，母亲和孩子。可他冷笑了一声，告诉我，犹太人是无生存价值者……就像弗莱堡的精神病院里，被纳粹安乐死的，他的母亲。他面无表情地反问我，‘你让他们活下去，那我为纳粹体制而死的母亲算什么？’＊而他甚至没有问我，有没有按照我们的约定给他母亲写信。当晚，迪特里希下令将整个村庄焚烧殆尽，所有村民全部被他带领的党卫队射杀。尸体堆满了村庄后的小河，而他们就在尸体焚烧的火堆前饮酒作乐。被捕的游击队员被他们施加酷刑，拳打脚踢是最轻的。机枪的枪托，都被他们打碎了。”
“我以为他会射杀我。在被关押在仓库里的时候，那个亚洲女人偷偷来见我，给我送过一些食物和水。她问我一路逃过来都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她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最后，迪特里希没有杀我，而是把我送上了基辅的军事法庭＊。一个月后，我被判处逃兵罪，由于东线战况吃紧，且我尚有战斗能力，被关押至埃斯特韦根惩戒集中营。我在那里被关押了八个月。后来，又被送去了托尔高……直到1944年9月，我被再次编入惩戒部队，经过波兰，向乌克兰西部进发＊。路上休息的过程中，我找机会杀死了一名警卫，故技重施，换上他的衣服，开始一路向西逃亡。我打架，乞讨，和野狗夺食，扒火车，躺在死人堆和粪堆里逃避检查，躲避高压电，穿越铁丝网……都是最普通不过的事。只要能掩藏自己，能活命，能逃回你身边，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收不到你的信，艾瑟尔，但我相信你。你一定还在圣马洛。听起来非常苍白，对吗？但我只要想到你的名字，你眼睛的颜色……我就觉得，我还能再多呼吸一秒钟。再多呼吸一秒钟……连我自己都无法想象，我真的回来了，而你也还在我们的家里。”
“这是奇迹。”我说，“圣马洛会记得为她付出过的人。”
“是的。”维尔纳长叹一口气，说，“能再见到你一面，已经是奇迹。”
我转身，紧紧拥抱住他。“今天可以就说到这里，亲爱的。”我说，“你还有明天，后天，以及以后的很多天，可以把这些故事慢慢告诉我，还有我们的儿子。”
“……明天？”他低声喃喃。
“是的，明天。准确的说，很多天。”
我拍拍他的背，轻声说，“还记得，你进来的时候，说过的话吗？没有人能再伤害你的妻子和孩子。”
“当然。”他拥紧我，手掌落在我碎草般的后脑上，渐渐将微凉的皮肤暖热，“自从我进入法国，从科尔马一路回到圣马洛……艾瑟尔，我看见了太多超出我想象的事情。”说到这里时，他发出一声无奈的长叹，“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不能许诺给你虚幻的东西，但我保证，我会尽我所能，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如果我……如果我不能获得命运的赦免，至少你不该因为我，失去拿起手术刀的资格。”
我没有与他争辩。我只是提醒他，“别忘了劳伦斯。”
“当然。等我见到他，我会亲自问他。他怎么还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