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裙摆扫过维尔纳的膝盖。手指也因为我们靠得太近的缘故，几乎触碰到了他的面颊。与此同时，壁炉中的一根松木突然发出爆炸声。

是松脂被烤化了。

温暖的木香在空气中蔓延。窗外已经逐渐躁动起来，巡逻兵又开始在大街上聊天了。

维尔纳安静地跟着我上楼。我回头看他时，目光却落在玄关处被砸坏的旧挂钟上，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几点了？”

“来得及。”他回答。

我便不再说什么，只带着他，快步进入我的卧室。一边走，一边自暴自弃地想：现在最后一处没有他气息的地方，也被他占领了。

因为随时可能被宪兵和盖世太保抽查，我的卧室里明面上没有任何不该陌生男性看见的女性物品，尚且不至于把本就羞耻的暧昧升级为低贱。

站在衣柜前时，我快速地回忆了一下衣柜里有没有什么维尔纳不能看见的东西。

几件衬衫，半身裙，旧连衣裙，医生的旧款白大褂。三条礼服，一条我自己的绿色，一条是姨母赠送给我，从未穿过的红色，和她遗留下来的，几乎每位英国庄园的小姐都会拥有的黑色丝绒裙。

终于，我打开我最后的小世界。

老旧的柜门吱呀作响，它仿佛在替我迟疑，也仿佛在为我叹息。

“过来吧。”我轻声说。

维尔纳依言靠近，贴近我的肩膀。我偷眼看他影子在微光下笼罩住我，与我的重叠，成为拥抱着的剪影。他处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恶劣距离；恶劣在于它太过令人心悸——我侧一下身，他就足够吻到我的耳廓和头发。我的手就垂在我身边，与他的手靠得极近。他的体温好像比我高，正隔着那几毫米激着我。一度，我甚至想过要不要状似无意地翘起手腕——或许我会被他牵住，握住，紧紧地，静静地。而如果他再一次这么做，我大概不会再有力气将手腕抽出来。

看着他认真的侧脸时，我突然又觉得分外内疚。我口口声声说，不会因为他的身份而否定他这个人，可我在面对他的爱意时，还是这样做了。事实是，他的感情率真，安静，简单；而我的优柔，对于这样的感情而言，形同蓄意谋杀。

维尔纳的声音将我从恍惚里拉回。他微微侧身，刚被我缝补好的衣袖擦过我的披肩下摆，呼吸则细细密密地落在我额前的发丝上。有一些呼吸落在了我的睫毛上，温热地化作淡金色的光。

“墨绿色的这一件吧。它让我想起在弗莱堡的时候，冬季的松柏林。它……也像您的眼睛。”

“好的。”我回答，随手拨弄着裙摆。

墨绿色的布料微微晃动，像是命运摆在我面前的一道空白处方笺。

这个苦情戏一样的任务完成了。但我们都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们就这样站着，并肩站在这间已经忘记了时间的旧衣柜前。

维尔纳的手又垂下来，落在我手侧。

而我对此视而不见。

窗外传来加布里埃尔太太家放唱片的声音——《莉莉·玛莲》。我们心照不宣地忽略了那首曲子。窗外起了一阵风，一根枯枝被吹过来，直直打在窗户上，发出“啪”地一声脆响。

我与他终于从迷离里清醒过来。

“柯克兰小姐。谢谢您……愿意给我一次机会留在您身边。”

维尔纳一边说，一边把手慢慢抬起来。他先是碰碰勋章，又是整理衣领，然后终于转过身，离开了我的身侧。

我们之间的距离终于拉开。越来越远。

我听着他走到门口，以为他不会再回头了，于是转过身，悄悄望他。

却正好和他目光相对。

我一震，手不自然地攥住了披肩下摆。

维尔纳只是微微一笑，目光又恢复了平日里的沉静柔和。我却觉得他的目光穿透我的眼睛，几乎要把我整个人当场解剖。

沉默片刻后，他闭了闭眼睛，垂眼，又抬起。眸中那两汪湛蓝的湖水无风，较刚才在壁炉前时，已放晴些许。

“柯克兰小姐，明晚您大概什么时候在家中？我来接您，带您一起过去。”他说，“还是……我去医院接您？但我不建议。医院人多眼杂……我担心我不能很好的处理后续事宜。”

“明天下午我轮休。”我简单地回答。

“函件和报备手续将由我来完成。明晚太阳落山之后，您在家中等待即可。另外……请您务必准备好面纱。我也会尽量避免让周边居民看到您与我同行。如果您需要，我可以和相熟的军官女眷借用。”

“不必。”

我自暴自弃地低下头，一边把头发别到耳后，一边低声回答，“我会准备好。我姨母的遗物里，恰好有一顶旧面纱。”

“您的姨母？”

“这房子的原主人。她叫玛德琳·马丁，是我母亲的妹妹。姨夫说，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舞蹈家。她说她在姨夫的守丧期里每天都戴着它。”

“是吗，我知道了……好的。那么，柯克兰小姐，我该去指挥部了。您不必担心，如果错过了什么，我有说辞应付他们。晚上在指挥部用晚餐后，我会按时返回。”

一声清脆的军靴碰撞声后，他再次立正站好，对我微微躬身，“祝您……今日平安，柯克兰小姐。虽然有些晚了，您可能也没有胃口，但还是希望您能吃些早餐。无论是布列塔尼饼干，还是黑面包。您是神经外科医生，我说过，一台手术并不比站岗轻松。”

“我会的。”我慢慢地说，“您也……记得吃一些。”

维尔纳垂下眼帘，点点头。他转过身，快步走出我的卧室。我听见他撞到了楼梯的栏杆，军靴声也是急促而仓皇，大衣哗啦啦地响，可能确实是赶时间。我则像刚打了一场不流血却分外惨烈的战役，输赢尚且分不清，整个人都被抽空了力气，筋疲力尽地瘫软在床铺上，直到楼下的关门声响起，才懊恼地捂住脸。

他也没赢，但是——我输了。

他像感染。他是感染。我的感染。

没有痛感，也不需要太多载体。无声无息，却能迅速蔓延。而抗生素起效的时间远远落后于扩散的时间。

看看你做的一切！

可悲的艾瑟尔·柯克兰——

看起来，你的疯病是治不好了。

还有就是……你要迟到了！

不过，都是他的错。

至于他有没有迟到？随便他吧，都是他自找的。反正他说了……他来得及。管他真的假的……他会处理好的。停！不要再想他了！先去吃一块和司康饼相似的布列塔尼饼干吧！

……或者，黑面包。

次日中午——哪怕是如今白发苍苍的我，回忆起答应维尔纳的邀请之后的这几十个小时，都有一种分外不真实的迷醉感。时间令人口干舌燥。哪怕是误踩土地雷而被炸伤头皮的宪兵，病房地面上被踩脏又切碎的阳光，X光室里弥漫着香烟味的空气，都无法抑制我不时失序的心跳。被恋爱病毒感染头脑的可悲的艾瑟尔！每当我回到诊室，翻阅着自己在记录本上写下的内容和我开具的处方笺时，都恍惚间觉得自己一直坐在诊室里，从未离开过；就连记录本下方的签名区，都赫然写着“Werner Kirkland”！

喔……上帝。

真是庆幸没有任何医疗事故！

我的脸又红又烫，看着那行字，却忍不住笑出了声，摇摇头，将钢笔拧开，滴了两滴墨水在上面。看着黑色墨水一点点盖住那个名字时，心却有种缓缓坠入冰冷深海的感觉，一种富有深意的隐约的预感——我庆幸维尔纳不是海军，不然我会认为那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对我而言是灾难，对盟国而言是数字组成部分之一的好消息。投递员送来的报纸上又写着“德国舰队击毁英国商船”的新闻。但我无心，也不敢阅读，只想赶快下班回家。

他今天白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过得颠三倒四，如堕梦中？

“是吧……是的。他说，他爱我……”

我把脸凑近亨利医生送的那束薰衣草干花，轻轻嗅了一下，然后开始给今天上午的工作扫尾——我下午休了假，理由是没睡好，有些头疼。亨利没问我原因，只嘱咐我，“那就多休息。”

说起白天——我白天的世界和他几乎是割裂开的。我知道他会巡逻，会检查，或许还会做些别的事，但我还是期待见到他。而昨天晚上我终于见到他时，离宵禁只剩下一个小时。我们例行公事地互道晚好后（我想，现在沉默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就各自猫在客厅的一隅看书。他又回到了初识那日的单人沙发里，病人和病人家属的专座，阅读一本烫金封面的《浮士德》。在我面前，他甚至毫不避讳地开始看德语书；我则缩在我的扶手椅里，继续阅读《鲁滨逊漂流记》，它同样拆掉了虚张声势的解剖学封皮——书本一经拆阅，就再难恢复原样了，只是我们两个都在默契地假装，假装早上那些失常又失控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

其实我根本没记住我都读了些什么东西。我想他也是。至少我很少听到他翻书。

“您白天过得好吗？”我打破沉寂。

“不太好。”他头也不抬，“今天在码头巡查，和托特组织的人吵起来了。他骂我是个天真的神经病。”

“是吗……别理那些人。”我晕乎乎地说，“我可以问下原因吗？”

“我要求他延长劳工的休息时间，并允许他们的家属来看望他们。但是没什么用。”他转过脸，有些不自然地说，“他冲我吐唾沫，骂我伪善，说我如果真的同情他们，就学着诺亚造方舟。还有两个路过的年轻人偷偷用他们的钢筋捅我的腰。他们都嘲笑我。更可笑的是，我还要在今天的汇报文书上签字，写一句‘情况正常’，一旦我如实写，不知道又会被流放到哪里去……”

他听起来有些委屈。但这种事情没有对与错，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半天，才卡出一句蚊子叫般的英语：“Hurts？”

“Yep.”他终于抬起头，匆匆看我一眼，“但已经好多了。”

“您可以……试着弹钢琴。”

“没关系。”他叹了口气，对我笑笑，轻声说，“不过……我今晚心情有点乱，所以不太想弹琴。谢谢您的美意，柯克兰小姐。”

他听起来亲密又疏离。我也没再坚持，但总觉得我似乎是踩中了一块本就不牢靠的砖，砖碎了，而我也扭伤了脚，因而再次低头看书时，莫名有些讪讪。我们没再继续聊天。但这夜似乎注定不平静——我刚洗漱完，准备上楼休息时，又有个和维尔纳年龄相仿的男人敲响了我家的门。

我不记得他是谁。他告诉我，他是我救下的那个颅内压升高的法国男婴的父亲。他是位住在维维耶的农场主，目前尚且保持着相对优渥的生活。德国人要求他定期供应物资，正在去指挥部仓库送货的路上，现在则是专程绕路来给我送牛奶的。

“柯克兰医生，我虚报了这批货的数量，如果数量不对，我没办法和德国人交差。”可能因为他远离老城，他似乎并不知道我家中有德国军官，“口无遮拦”地说，“所以，请您务必收下。一份小心意，如果不是您和德国人争取，我们的小安托万现在已经……我们也和德国人打交道，能理解您的处境有多艰难。难以想象您为救下这孩子做了多大的努力……妈的，这群该死的弗里茨！他们用我们送去的牛奶喂狗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家里饥肠辘辘……”

袋子沉甸甸的，盛满朴素的感激与善意。我推拒不得，只得收下——我也没有提醒他，或者说，我是忘记了提醒他：这里现在是德国军官的住所……也是维尔纳的住所。

“您过誉了。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我这次的运气也非常好，最近医院恰好有充足的药物储备。”我心不在焉地接过牛奶，“只是一份必要性评估报告。我之前也写过，那位监察官是学数学的，他从不看内容。他需要的只是有人在纸面上承担责任。我想……我写的那些东西，早就在主宫医院的档案室里吃灰了。”

“一定是您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圣母玛利亚，才能让所有的幸运降临在我们身上。无论如何，太感谢您了，柯克兰医生。非常感谢您……愿上帝保佑您。”

这位年轻的父亲又一次千恩万谢地离开了。我叹了口气，望着他的背影，听着马车声渐渐远去，好一会儿才略带惆怅地关上门。

回过头时，我却吓了一跳，发出一声短促的吸气声。

维尔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安静地站在楼梯口，温和地望着我。他手里还提着马丁姨夫的“维生素B2”小油灯。家中客厅的电灯也被贴心地关掉了——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灯火管制的事。

“抱歉。吓到您了吗？”他轻声问。

“还好。”我定了定神，回答。

“上楼休息吧。”维尔纳眉眼微松，以一副嘱咐的管家语气说，“已经到第二天了。早些睡。”

我没回答，只默默接过他递来的油灯。而他则熟稔地接过我手里沉重的袋子，径自进了黑漆漆的厨房。他身上雪松和苦橙的香气依然萦绕在我鼻尖，温和的，也是……男人的。

“您不需要油灯吗？”我走到楼梯口，才想起什么，去而复返。

“没关系，我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