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德国军官的情妇的生活，大抵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

习惯见不得光，习惯生活在围城里。

光是白日里的太阳光；而围城是他的怀抱，我的心，我们的房子共同修筑而成的。

这种情妇感在每天早上睁开眼，凝视着幽蓝色的天花板的时候，尤其清晰。但当我走过暖意融融的楼梯，远远看见维尔纳站在厨房里为我煮红茶的身影时，这些想法便迅速和水蒸气一起蒸发在法兰西的空气里了。

通常早餐由他来准备，他总是起得足够早。晚间，如果他先我回到家中，他会在家里打扫卫生。扫地，洗衣服（不包括我的内衣），或者擦桌子，镜子上的水垢不会停留超过一天，连我随手放在小圆桌上的书都会被他摆正。其实我觉得他很可能有点小洁癖，1918年之后，有研究战后创伤心理学的论文提及过这种现象：许多从战场上回到安宁生活里的士兵都对失序感格外抗拒。

但是维尔纳对我从不挑剔什么，他甚至不需要我主动和他磨合。他几乎可以称之为在无底线地迁就我。

听起来很邋遢，但我确实不会是每天都打扫屋子的勤劳女人，尤其在白天手术超过五台之后——手指僵硬，腰酸背痛，满脑袋都回响着伤兵或者抵抗者的呻吟，只想赶快洗漱睡觉，连饭都懒得吃。

“我早就想这么做。我尊重医生，但确实它是份让人身心俱疲的工作，艾瑟尔。”我第一次撞见维尔纳扫地的时候，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之前我不敢动你的私人物品。你和我妹妹一样，总是头发掉得满地都是。”

他当时身上还穿着那身整整齐齐的制式野战服，军靴倒映着壁炉内温暖的红光，铁十字勋章上蹭着一小点泡沫。我伸手把那一小点泡沫抹掉，依偎进他怀里，在被他抱紧时，踮起脚吻他的唇。

“要不我把它们剪短？”我逗他道。

维尔纳的唇贴上来。他轻轻吮吸着我的唇，一下又一下，仿佛海浪轻抚岸边，春风小吻绿叶。

“可以，但除非你真的想这么做。否则，我宁可每天清理满地的长头发——但我要说，它们很美。《丽姬娅》，你读过吧，Liebes？像爱伦·坡描述的那种华丽的美感……但你要保证身体健康。”

“事实是它们又细又软，像猫毛。”我说。

“好了，绿眼睛的英国长毛猫。”他揉揉我的头发，“先让我把这里清理好。牛奶不够了，今天吃香肠，冷豌豆泥和蔬菜汤。”

“那我来刷碗。”

“今天比较冷，水很凉。还是我来吧。厨房里的牛皮纸袋你不要拆，我来。”

“好的。怎么了？”

维尔纳松开我，脚底抹油般提前溜进厨房。

“因为……柯克兰医生撕完的袋子会变成垃圾。”

“嘿！我不是故意的！”我做出夸张状，“我看你的枕头是不想要了，冯·比尔肯贝格上尉。你不许锁门！”

至于家中的炭火，金钱，生活物资，自然也不再是我需要考虑的事情了。他问过我存放法郎的地方后，就把他的钱也一起放了进去。

“被骂‘性格软弱’，‘守旧派贵族’……也有好处——自从那次仓库卫生的口头偏差和舞会的事情之后，上面只分给我一些杂活。日常巡查，复核通行证，改文书，组织会议……都是些能钻空子的表面功夫。而且，这反而给了我足够的时间研究赚钱的路子，比如黑市。”我们聊到钱的话题时，维尔纳轻描淡写地告诉我。我虽然也参与过黑市，但确实没什么生意头脑，转卖耳环时被狠狠宰了一笔，于是下意识地嘱咐维尔纳：

“小心行事，你可以亏钱，但是别赚不该赚的钱。”

“那我如果亏成穷光蛋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说，“当然是一起赚回来。”

说完，我却反而脸红起来，莫名觉得有种奇奇怪怪的感觉在身体里乱窜（虽然并不坏）。我偷眼看见维尔纳在憋笑。在我故作镇定地路过维尔纳身边时，他一把拽住我的手臂，将我拦腰抱起来，足足转了两圈，又和我在沙发上笑闹成一团。

“是，柯克兰医生。我知道。”

他一边笑，一边吻着我说。我那天晚上在他的黑啤酒里偷偷加了咸盐，他看起来非常痛苦——谁叫他给我下套！

不过，做戏做全套：如果我经常不去配给商店，加布里埃尔太太这类人的流言就要满天飞了，所以配给商店的长队我还会算好时间去排，只不过不着痕迹地让自己排到后面，然后假装唉声叹气地离开。

军装，白大褂，占领区，爱人。这些东西如同海底深处冰凉沉重的水草，包裹着锈迹斑斑的我们，将我们更深地困在深渊里。我们自知见不得光，也继续默契地保持着“绝口不提白天”的无声铁律。这大概是我们之间唯一不坦诚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却又早已坦诚得明明白白。我从不问他白天的工作内容，是签发还是拒绝过谁的工作证明，通行证，还是在托特组织的文件上签过字；他也从不问我白天在医院做了几台手术，病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只把我抱在他怀里，一边讲指挥部里的趣事，一边给我按摩指关节。

“有个709师的下士，偷偷用我副官的打字机给他的未婚妻写情书。”他说，“我发现的时候，刚写到‘我爱你，就像无穷无尽的圆周率’。他的未婚妻在法兰克福。他才十九岁，快要当爸爸了。”

“Wow，so romantic。应该是个喜欢数学的人。”我说，“然后呢？”

“我罚他背圆周率，然后让他快点写完，因为我也要用打字机。”他说，“不过我只让他背到小数点后第七位。”

我笑出声来。维尔纳亲亲我的手，将我揽紧些。

“这些孩子还没上过前线。他们还年轻，会调皮，会笑，会闹，是好事。”他说。

白天我们保持互不打扰，因此我的工作至少在表面上，并没有因这段恋爱关系产生肉眼可见的变化，产生变化的仅是我的感受本身。这一点体现在凯瑟琳的评价上（她和艾琳均怀疑我在恋爱），她以鲁伯特的《齐尔顿之人》评价我：“双眸折射睿智之神采，但更加几许温和。”＊我对此的解释是，“大概是因为最近受伤的工人变少了——军医处很久没有来医院借人啦。”而这也提醒着我，时刻注意着将那些眉目间的神采飞扬都收起来，以免招惹不必要的怀疑。

另外，我开始刻意错开和同事们一起吃午饭的时间，天气不冷的时候我会躲到医院的长廊上用餐——维尔纳为我准备的午饭总是丰盛得不合时宜。虽然不能和战前相比，和法国人比起来却已绰绰有余。

……就这些生活细节而言，我或许也不是个通常意义上的情妇。就算维尔纳不是上尉，不是德国人，也没听说过哪个情夫会为情妇洗衣，做饭，扫地，算账。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未发生性关系，目前还在分房睡。这让我看起来还不算那么的“情妇”。我在此前提及过，我还有很多事没想清楚。那两天猝不及防的等待，狠狠推了我一把，直接将我推到了临界点上，促使我做了不允许我思考的选择。

但它也是唯一的选项。

这就像手术台上的突发状况，没有时间去思考，先把病人的命保住最重要。至于预后，后遗症这些东西——如果人死了，也就不存在考虑它们的机会和意义。

所以，后遗症现在就展现出来了。维尔纳不曾提及这方面的事，我也从来不提，即使我知道他绝不会做出为满足一己私欲来伤害我的事。

可我还是迈不出那一步。

这大概是某种自保机制在作祟——一个男人把他自己刻在你的灵魂上，而他的余响时时刻刻伴你余生——我暂时还没办法形容那种痛楚。我没办法想，我连这个念头飘过大脑都觉得不能呼吸。我总是无比庆幸我和他没睡在一张床上，这样他就不会看见我因为想到这件事而从床上坐起来——我会大口喘息并发出无声尖叫，面部肌肉扭曲，抽搐，浑身发着抖。

然后将脸埋入手掌心，形同鬼魅。

维尔纳第一次看到我形同鬼魅的样子时，我成为他的情妇正好一个星期。我大致计算了一下我们亲吻的日期，大约是十月十七日，也可能是十月十八日，我不记得我们吻的时候，是否已经过了零点。我并没有专门记忆确定关系那一刻的具体时间，大概也和这种自保机制有关系。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和每个在主宫医院的下午一样，我正在诊室里整理病历，安排病人们晚上的用药方案，直到一个身着黑色大衣和黑色长裙，头戴黑色礼帽的女人，在女仆的陪同下走进了我的诊室。她二十岁左右，身材娇小，帽子上长长的黑色绉纱铺在地上，皱皱巴巴地，纱尾把雪化后的泥水拖进诊室，看起来像在沼泽地里垂死挣扎的影子。

凯瑟琳凑过来，小声对我说，“是小方丹夫人。”

方丹家族——圣马洛土地最多，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在德国人占领圣马洛之后，偌大的方丹家便被军方征用为士兵宿舍使用。如今的方丹家只有两位遗孀和她们的女仆：年长的方丹夫人的丈夫死于凡尔登战役，两人唯一的儿子是自由法国空军，并在今年春天传来死讯。自那之后，小方丹夫人一直在为丈夫守丧。

“下午好，柯克兰医生。”她慢声细语地开口，“约三四天前，妈妈在下楼梯时，为了躲避家中的德国人，不慎摔倒，磕到了头。那之后她总是头痛，走路不稳，用餐时面部抽搐，眼睛发直……您是圣马洛治疗脑部疾病最出名的女性医生，所以，可不可以劳您移步至我家中为她看诊？我的婆婆性格刚烈，拒绝进入被德国人占领的医院……”

“方丹夫人年纪多大？”我问。

“四十三岁。”她回答。

“很有可能是硬膜下血肿。”我回答，“这种病通常需要手术。我敬佩方丹夫人的爱国情怀，但作为一名医生，我还是建议您带夫人到医院就诊，我将亲自为她手术。”

小方丹夫人摇了摇头，轻叹一声。

“她不会的，医生。她拒绝呼吸任何有德国人存在的空气——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被德国人杀死了。我也不愿意来到这里……可我有义务替我的丈夫照顾妈妈。”

她说得轻描淡写。我却强烈地感觉到：1940年夏天，在老鼠遍布的玛黑区民房里，收拾那具高度腐败的尸体时，令人窒息的恐惧——它再次回到我的身体中。

我悄悄把手汗擦在白大褂上，站起身。

“我能理解，夫人。还请您在此稍候。我需要准备器械和药品。”

“我们对您感激不尽。”

小方丹夫人也站起来，和女仆一起，对我微微欠身。

拿到监察官签署的批条后，我和小方丹夫人，以及一名德国宪兵一起，乘坐马车前往方丹家的庄园。

一走进院子，就看见几个在枯萎的长廊下打闹，欢叫的德国步兵。还有几个士兵在逗弄着这附近的孩子们——其中有一个小女孩，被抱在膝盖上，抱着她的德国兵在唱歌，《Erica》，手里在用枯草编着花环。还有两个小男孩在和士兵们玩着举高高和骑大马的游戏，吵着要学他们把椅子当马骑。地上散落着熄灭的烟头和避孕套的纸盒包装。

在莹亮湛蓝的天空下，侵略者和孩子们在欢笑着，一派其乐融融，生机勃勃的——讽刺图景。

“冯·比尔肯贝格上尉的英国女房东！”

看见我进来，有士兵吹起了口哨。

小方丹夫人惊慌地示意对方噤声，恳求道：

“仁慈的先生们！求你们不要这么大声地说话，也不要让妈妈知道这件事。妈妈病了。她需要医生，需要医生……如果她知道……”

“如果您愿意让我亲吻您，我可以考虑。”

士兵懒洋洋地对小方丹夫人送了个飞吻。小方丹夫人没说话，只是惨白着脸，低下头。女仆露出了愤怒的表情，却并没有上前的意思——很显然，这类羞辱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冷冷地看那个步兵一眼，弯下腰，把地上的包装捡起来，在他眼前晃了晃。

“这位先生，如果您不遵从方丹夫人的请求，我会将你们松散的状态，对法国平民的侮辱，以及与法国女性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透露给我的房客，并向贵军指挥部实名举报。即使我不知道您的番号和姓名，也能做到。另外，我要求您为您的粗鲁和失礼行为向方丹夫人道歉。”

对方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另一个步兵见状，出言讽刺我：

“几个避孕套包装能说明什么？你怎么知道不是寡妇们的情夫留下的？长着绿豆苍蝇眼睛的英国娘们儿，劝你走路小心点，别管不该管的事，老处女。”

我不慌不忙地把避孕套的包装收起来，放在口袋里，淡淡地开口：

“住在我家的那位上尉先生，非常得体，礼貌，纪律严明，相信他绝不会容忍这些败坏德意志第三帝国军队形象的粗鲁言行。喔，对了，如果不是和女性的话——贵军对于‘男性间的不检点’的处罚似乎更为严重。那是第175条规定，对吗，先生们？”

这些话已足够吓唬这些年轻的男孩。几个士兵的脸色都不太好，但除了毫无攻击力的“Schei??e”，也都没再说什么。

但也没有向小方丹夫人道歉。

算了，是我的错——我不该指望畜生说人话。

我没再看他们，跟着眼含泪水的小方丹夫人走进房子，上楼。宪兵跟在我们后面。

屋内破败不堪。依稀能从讲究的木料中窥得方丹家族昔日的富有，现在则和花园一样，被德国兵糟蹋得一片狼藉，毫无生气。墙上的照片只剩下相框和破碎的玻璃，仿佛死者无法合上的双唇和眼睛。

我低声对宪兵说，“稍后请您站在不要被方丹夫人看见的地方，可以吗？我们会把门留一道缝隙。”

宪兵看怪物一样看我一眼，听话地点点头。

进入房间的时候，年长的方丹夫人正由女仆搀扶着，颤巍巍地捧着一叠照片，把它们放在屋内有光线的地方。见我们进来，她转头看向我，面部的肌肉和半边身体一起病态地抽搐着。房间内光线昏暗，墙上有一处枪痕，墙角堆着两个装满书籍，文件，以及画卷的大木箱。

她口齿不清地说：“艾丽莎，我说过，我绝不接受军控医院医生的治疗。另外，刚才你又和那些德国人说话了，对吗？注意分寸，别再惹出丑闻来了。安德烈会看见的。”说完，她指了指阳光下的照片。

小方丹夫人——艾丽莎屏住了呼吸，浑身都颤抖起来，眼泪在眼眶里滚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