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已经尽量在把话说得委婉。但在看到维尔纳微红的眼圈时，我意识到我的话似乎还是说得太重了。我本想说“你该知道你身上的铁十字勋章是怎么来的”，而我明知道那东西非他所愿；这形同践踏他对我的信任，口不择言也不该对着最亲爱的人——面对重症病人时，我们尚且会自发地使用比较委婉的方式说明真实的病情，让它听起来能接受些。但事实就是事实。意向无法改变既定事实，如果可以，医生最怕的也不会是面对病魔的无能为力和一次次徒劳无功的尝试，医院的手术室外和重症病区就不会有那么多祈祷的家属，这场战争也不会把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推上绝路。

我愿与他相爱着赎罪——

可我们相爱，本身已是罪。

壁炉上的时钟犹在走时。滴答滴答，和门外巡逻兵的脚步声一起，一个刺在心头，一个踩在心上，平白无故地不教人好受。我看着维尔纳，几次想伸手抱住他，可手臂好似做过十台手术，麻木得动不了。我明知道他已经在努力做到他能做的全部，无论是为法兰西，还是为我；我明知道人控制不了自己爱上谁，丘比特之箭早已在冥冥中射中两颗相爱的心。

我看着维尔纳的喉结上下滚动过几轮。他慢慢睁开眼，站起身，把黑啤酒递到我手边。

我没接。

于是他自己喝光了它，低沉地叹息一声。

“如果是因为我的行为让你觉得像情妇，那么我向你道歉，艾瑟尔。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去爱你。走近你是我的错，但爱上你——唯独这件事，我永远不觉得自己有错。对我而言，它无比正确。”

我也叹了口气，淡淡地开口。

纯是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像个反悔的傻瓜。

虽然——吵架永远是双方行为，谁也不无辜。

“我也没觉得它是错。但你确实不该再出现在医院了，维尔纳。”

“好。”

“今晚别再弹钢琴。”

“……好。”

“明天别再给我做午餐。”

“好。今天我带的白面包在橱柜里。”

“……你今天回房间之后不许出来。”

“好。但晚上如果被梦吵醒，记得叫醒我。我还会过来陪你。”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客厅，甚至很贴心地关上了门。盥洗室的水声响起时，我的眼睛又一次不争气地开始发热。有种被遗弃的烧灼感，沙沙地在胸口疼痛着。我想起今天在医院时，因为误以为他要离开圣马洛，那种肺部被灌满海水的窒息感，连喉咙都堵得像长了一颗不能切除的肿瘤。

我也不知道我今晚和他吵了些什么，为什么要吵，是因为差点被亨利医生抓到，还是因为我自己内心那几道被脂粉掩盖的伤疤被同时撕开。可无论如何，它只是一件小事，而且事情已经解决，我本不该抓着它不放，更不该因为这件事浪费我与他偷来的时光。可我还是控制不住地——心酸，酸得仿佛浑身的血被置换成青柠檬汁。

我把脸埋进掌心里，回忆着今天开具的处方笺和天佑国王的曲调，努力逼退涌上来的泪意。

——路是我自己选的，我没资格哭。

情妇。情妇。

曾经也是在这把椅子上，我因为提及这个词汇，惊鸟般落荒而逃。而现在它从我嘴里说出来时，和我在手术室里说“开始”一样自然，仿佛悄然扩散全脑室的病毒感染。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堕落？

我总会在拥抱和亲吻里，在他为我营造的，虚假的安宁里忘记——我们是罪。我们的爱与罪同生。

最简单也最贴近的例子，就是他的延期驻防。他呵护着我，陪伴着我的同时，也意味着对这片土地更长期的占领和侵略。

我与维尔纳的爱情，本就是在散发着血腥味的坟墓上开出的恶之花。花朵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它的肥料是尸体，因此自从发芽的一刻起，就蒙着污名。

或许有一天坟墓的主人会原谅它，但是，至少现在——还没有。只要坟墓还没有变成花园，它就永远不能和花圃里的鲜花一样——只是绽放，而非祭奠。

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想想维拉吧，想想两位方丹夫人吧……

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庸俗的；那些尽数锁在潘多拉魔盒之中的魔鬼都被我自己放出来了。我是那么期待着或许有一天——我和他之间不是丑闻，不是鬼迷心窍，也不是会被儿童投掷石子，邻居背后吐痰的情夫情妇。我想和他牵手，逛街，去餐厅公开用餐，在阳光下接吻，得到教父和上帝的祝福；我想和他不用每天都担心着要分开，想和他长长久久地生活在一起。看吧，这是人的劣根性——它多么可怕！拥有之后，总想基于此获得更多从而永不知足。

盥洗室的水声停了好一阵之后，我才听见维尔纳走上楼的脚步声。

然后，门轻轻地关上。

只是关上。没锁。还好他没锁！

第二天早上，我刻意早起了些。

初冬时分，天亮的很晚。我提着煤油灯走下楼，进了厨房，周边都是黑暗，我好像走在墓穴里。屋外隐隐约约传来海浪的咳嗽声。已消弭了一段时间的溺死的错觉，又一次出现在我的心头。

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做早餐了，一大早看着柜子里的餐具和食材时，竟恍然间生出一种古怪的委屈感，尤其在我拉开柜子看着一满瓶牛奶的时候。

——我已经很久没有操心过这些东西了。

“这是报应。”我扭过头，看着窗外的倒影，凶巴巴地说，“你给那么多党卫军开刀，给盖世太保治过脑子，活该你的丈夫这辈子都不能娶你……”

牛奶沸腾时溢出来了。它崩在煤炉旁黑漆斑驳的铁板上，发出令人烦躁的嘶嘶声，然后干成一片霉点似的白斑。

我拿过亚麻布，沾了水，把它们擦干净。

厨房的水冷得分外刺骨。

虽然它和洗漱用水也没什么不同。

维尔纳今天起得也早，连军靴踩踏地板的声音都好像在跟我较劲。但是我今天没给他留不加奶的红茶，且报复性地加了很多牛奶。我加的牛奶还是他从军方那儿“顺”来的，私下调拨，甚至不惜动用一点军官的特权，只为了我在红茶里加奶的英式偏执。

但在这个吵过架后的清晨，颇有些自作自受的意味。

他轻咳了一下，我没抬头。

“早上好。”他说。

他说的是Good morning，不是Guten Morgen。

我谢谢他。

但我没搭理他，只慢条斯理地翻开昨天他带回来的《Le Matin》，几乎把脸埋进报纸里。报纸上最显眼的位置刊登着英国的拉托娜号*于10月25日被德国轰炸机击沉的新闻，并对空军的“英勇行为”大加歌颂；以及纳粹宣传部对不来梅和基尔空袭的可笑控诉，“英国在不遗余力毁灭我们的土地，德国将全力以赴维护欧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两篇通讯稿被排版在同一版面上时，虚伪又荒谬得让人啼笑皆非。我想，这句评价同样适用于我自己，一个德国军官的英国情妇。

其实，在与维尔纳陷入爱河之后，每次读到英德两国互相攻击的新闻，我总有种感觉：或许，某种程度上，我与维尔纳也算是扯平了——之后又觉得更加荒诞，惆怅，无耻得几乎下流。战争时期的活人的幸运，只不过因为我们恰好不是那些死人，也恰好没有出现在那个场景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我们已经对同胞的遇难和牺牲麻木如斯，习惯如斯，并能在放下报纸后自如地接吻，微笑，一边洗碗一边谈天。多么可悲又可憎的Voluptas！——但就像士兵在战友牺牲后还要吃饭睡觉，子女在父母离世后还要撕下日历，活着的人，也还要继续活。

维尔纳看了我一会儿，又上楼去了。再回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把制服裤子和军靴换成了西装裤和便鞋。

然后他路过我身边，若无其事地开始做早餐。

煮土豆，热香肠，无油煎蛋。我忘记说了——黑啤酒和菊苣咖啡都被我藏在沙发后面。

于是，因为我的报复，他今天早上只能喝白水。

他做的早餐我还是吃了；且吃得很饱。军官的配给，德国人的资源，不吃白不吃（况且他的厨艺很对我胃口）。

可报复像莫比乌斯环，终将轮回到施暴者身上。这一点我想也适用于我的男朋友，如果不是他故意招惹我，我们根本就不会吵架。

我的报应很快就来了。

吃过早餐之后，我趁着他收拾厨房，梗着脖子上楼去换衣服；但吵架和闹别扭的时候，什么都显得不合时宜而诡异，做出的选择也都不令人舒服——

我选了一件很少穿的海蓝色衬衣，丝绸带子需要自己系成礼物包装一样的蝴蝶结，而我明明有更简单的款式可以选。

我系上它，但总觉得不饱满。解开又系上，来回好几次。反复的无用功让我本就烦躁的心情更加烦躁。其实它也没有那么难看，可能只是我因为心情不佳产生的幻觉。

维尔纳敲了敲我卧室的门。“亲爱的，我可以进来吗？”他温和地问我。他还穿着他的便装裤子，和制服配套的白衬衣。

我漫不经心地应他，“有事吗？”

维尔纳没说话，只是缓步走进来，站在我面前。他伸出手，拿过我手里的绸带，“我来吧。我小时候经常帮我妹妹绑头发。”

我没说什么，放下手。我乐得清闲。

他行云流水地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然后微微一笑，温声说，“你可以等我在家的时候再穿这件。这件衬衫很适合你，穿起来像位优雅的王妃，柯克兰医生。”

“可我不能总是等着你在家，上尉，你也不是王子。”我偏过头，冷着脸说，“你系得太紧了。令人联想到你们的盖世太保的锁链和绞刑架——我在巴黎亲眼见过两回他们处置抗议的人。”

他系得其实恰到好处。我只是——挑刺。

源于我早上那种平白无故的委屈感，以及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的烦躁。

维尔纳的笑容变得黯然。但他没说什么，只听话地把刚系好的蝴蝶结解开。解开时，看着我胸口那处皮肤，他脸上浮起一丝绯红（看吧，肤色白皙有时候也不是什么好处），又很快愣住。

“你以前受过伤，艾瑟尔？”

“受伤？”我怔了下，“哦，是的。”

“它是枪伤。我怎么才发现它？”

“那要问你自己了。”我说。

我锁骨下方的那块枪伤旧疤——我每天和太多狰狞可怖的伤口打交道，比起来，它太平平无奇，不足挂齿，以至于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可它再普通，军人们也总对它们熟悉。

“这个位置……你那条项链。宝石吊坠刚好遮住了。”他说。

“遮丑。”我没好气地回答，“你看够了没？我在巴黎义诊的时候，有次遇到难民冲突，保护病人时被子弹伤了一下。”

“我不是这个意思，艾瑟尔。”维尔纳的眼睛上却仿佛蒙了一层薄薄的雾。他轻声说，“我太不合格了。舞会那天就算了，可前天你抱着我的时候，我就靠在你怀里，居然都没注意到。我真是太自私了。”

“别这么小题大做。你是男人，那种时候会注意到它才奇怪吧。”我脸一红，淡淡地说，“而且你并没有脱掉我的衬衫。”

“是的，我怕你会冷。你本来就光着腿。不过那天我根本不敢看你脖子以下的位置，满眼睛都是你。后来你帮我的时候，我更是连眼睛都不敢睁。”

这大概是德国人的一种特殊能力。

他们总能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得一本正经。

我没想理他的。只是因为他说的太认真了，我不回答不符合我从小接受的礼仪教育。我们英国人最注重礼仪了。

“你没有必要自责，它不是你造成的。而且，连我自己都经常忘记它。”沉默片刻后，我说。

“没关系，你忘的事，我替你记着。昨晚忘记告诉你了，艾瑟尔。我今晚有应酬。”

他又整理了一下那个已经很漂亮的蝴蝶结。

我则像个蜡像一样，站着没动。

不许，却也是默许。

维尔纳微微一笑，低下头，唇轻轻在我的额头上贴了一下。

“军官们的酒局，总会持续到很晚。你告诉过我，如果晚回家要告诉你——但你不要像那天一样等我，那太累了。我会安静地上楼……然后老实地睡觉。但只要你在家，我就一定会回来。”

应酬确实持续到很晚。

像他曾说过的，“晚得太可耻了”。

维尔纳今晚甚至没能自己回到家。他是被他手下的一位年轻少尉送回来的，帽子还戴在头上，酒气颇重，低着头，看不见表情，呼吸平稳，半睡不醒。年轻人一手扶着维尔纳，另一手艰难地对我敬了个礼。

“Frau……Doctor Kirkland.”他小声说，“长官他……喝醉了。但是没喝吐。”

“看起来是这样的。”我说。

“是的。”他回答。

我本以为他会把维尔纳交给我。但他却扶着维尔纳进了门，径直往楼梯口走。

“请您立刻关门，尊敬的女士。长官这样叮嘱过。他的房间在哪里？”

“楼上。右边那一间。”我简短地回答。

我知道，维尔纳敢让这孩子送他回到我这里，就证明他有十足的把握——这是他足够信任的人；不会对我图谋不轨，也不会说出不该看见的事情，更不会明着问我和维尔纳是什么关系。

“您需要帮忙吗？”我说。

少尉架着维尔纳，自顾自往楼上走。

“长官说不需要。他在喝醉前就说您会这样说，并且让我拒绝您。他已经安排好我要做的事了，请您放心。”

我突然觉得有只小松鼠在心上踩了一下。

但我也没再说什么。

只静静走进厨房烧水，准备等下给维尔纳擦脸。在等待水烧热的过程里，我把维尔纳从指挥部顺回家的柠檬切成片，泡在水里，加上砂糖。

在我像个普通的妻子一样忙碌这些的时候，少尉悄无声息地下了楼，连自我介绍和告别都没有，就跑出了我的院子，仿佛两条腿上绑了奔驰车的引擎。我直到关门声响起，才注意到这孩子离开了。这很不合常理——军官们受过专业的礼仪训练，通常会打个招呼再走。

除非维尔纳嘱咐过他什么。

我忍不住摇摇头，莞尔一笑。随之而来的，又是满腔的怅然。仿佛缭绕的烟雾，在胸口转着圈，很轻，却很难彻底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