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是在午休时段见到阿尔芒娜的。
彼时我正和恋爱后的大多数中午一样，一个人躲在无人的医院后廊用餐，让冬日清冷而纯净的阳光与我相伴。一切风平浪静，天空清澈透明。这种天气总让我思念维尔纳。很久之前，我在父亲的书橱里读到过一本来自中国的诗集译本，其中有一句是“A day’s absence is as long as three autumns”，即使我们每天都会见面，我却还是忍不住思念他——大概也正因为我们还能见面，这种思念才如不受拘束的野草般，疯狂生长。而当真的见不到的时候，反而不会去期待和思念什么。
——至少为了不让自己在重逢到来之前疯掉。
“柯克兰医生？”
阿尔芒娜提着一个小小的篮子，笑吟吟地看着我。我第一次细看她的长相。灰珍珠般的眼睛，一张如同白杏仁的脸蛋；脸颊上有巧克力蛋糕屑一样的小雀斑；浓密的金褐色卷发在阳光下光彩夺目，整个人都弥漫着青春的味道。
我对她笑笑，不着痕迹地合上饭盒。
“中午好，瓦卢瓦小姐。”
“阿尔芒娜——Please。”
她走过来，把篮子放在我手边。
“您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吃饭？让我猜猜——您在想男朋友，对不对？”
我瞧着她心领神会的模样，手指轻轻敲着饭盒的边缘，不置可否，“这里空气清新，也比较安静。伊萨克情况怎么样？”
提到同伴，阿尔芒娜的表情凝重了一些。
“我走的时候短暂地清醒过一阵子，就又睡着了。塔玛拉一直守着他。”
“没有发烧或者呕吐吧？”
“我今天早上离开时还没有。”
我在沉默片刻后，还是对她说：
“是个好征兆，但别掉以轻心。继续观察，务必保持伤口处的清洁和干燥，一旦出现感染……就不是能在普通民宅中解决的问题了。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可以来我家找我。”
阿尔芒娜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谢谢您，柯克兰医生。真的……谢谢您。阿芙洛狄忒护佑相爱的人。您和您的男朋友，都是很好的人。”
自从我第一次救治德国人之后，每次被患者和患者家属们这样夸赞，我都如芒在背。尤其我昨天那番虚伪的陈辞……虽然我说的也是事实——但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恋爱中的女人而说出来的。如果塔玛拉举起枪，我很有可能会当场握住那支枪管，抵在我自己的胸膛上。而且，我也看到了塔玛拉颤抖的手；如果她真的想杀维尔纳，她不会在此之前和他交代那么多。
说到底，我不过是利用了一个心软的女人。
“别这么说，阿尔芒娜。”我叹了口气，“我救的德国人，加起来不比法国人少。他……在波兰时，也杀过人。”
阿尔芒娜的笑容僵住了。她握着我的手也随着她的停顿，松了松。我本来想抽出去，却又被她握得更紧。
她再开口时，转移了话题：
“但无论如何，请您务必收下谢礼。里面有两块白色的小石头，它们受过摩西的祝福——塔玛拉和伊萨克从巴黎逃亡的时候，在一间尚未被破坏的圣殿门口拾起的。您和您的男朋友，一人一块。她说请您务必收下。”
我连忙推拒，“我们不能收，阿尔芒娜。这太贵重了。”
“你们有比它更贵重的东西。”阿尔芒娜认真地说，“而且，你们挽救了伊萨克的生命。没什么比生命本身，更加珍贵。如果您不收下，塔玛拉会很伤心——这样真挚的礼物被退还，对她而言会很难接受。”
盛情难却，我做不到无动于衷，只好收下了篮子。
阿尔芒娜对我挤挤眼睛。
“对了，柯克兰医生。你们昨天忘记带走酒壶了，我灌了夏天酿的樱桃甜酒进去——酒是给您的。您的男朋友昨天进屋的时候嘲讽了我，所以我没有为他准备礼物。”
这个青春洋溢的法国姑娘一身轻松地离开了，还在欢快地唱着小调。
她唱的是《Le temps des cerises》——它这样形容爱情：
如樱桃时节般甜蜜妍丽，
也终将从叶间如血滴落。
但这样朴素纯真的祝福，对于我们这类在战争阴影下成为偷情的恋爱而言，是奢侈品。况且，即使我们用力伪装，但爱情像雁过留痕，存在过就会有痕迹。不是所有人都像阿尔芒娜一样愿意相信爱情，又像塔玛拉一样选择宽恕与祝福——尤其在如今食物越发短缺的情况下，谣言比爱情更可信，通过谣言举报爱情则能换来一张花花绿绿的配给券，或者一次探视和被释放的机会——而这些远比宽恕与祝福带更能解决燃眉之急。
这也是纳粹德国阴损的恶毒之一：通过操控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情感需求，让人们为此失去底线，相互厮杀，以杀人不见血的方式让社会契约成为一纸空文。无辜的人们一边说着“德国人夺走了我们的一切”，一边掠夺另一些无辜的人。
那天晚上维尔纳回到家时，我刚把阿尔芒娜的樱桃甜酒倒进玻璃瓶里，在擦溅出来的酒渍。听见他的脚步声，我习惯性地站在门边，准备迎接一句“Guten Abend”，以及紧随其后的拥抱和亲吻。
可他今天推门进来时，脸色沉得连我都有些害怕——并不比他前一天晚上阻止我时好到哪里。在看到我的一瞬间，他扶在门把手上的手骤然握紧，目光也仿佛走失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但又立刻变得警觉。
我有些茫然，下意识地想问他什么，他却微微摇头，回身看了一眼后面。
“别说话，也别看我。赶紧去盥洗室。”
他以格外严肃的口吻，低声说。
我没多问，只听话照做，躲进盥洗室里。
很快，门被“砰”的一声摔上——维尔纳是第一次这样用力关门。然后，是厨房的窗板被关上的声音。做完这一切，他才打开盥洗室的门，用力抱住我，小孩子撒娇一样，反复用额头抵住我的肩。
“发生什么了？”我忍着不安，轻抚他金色的发尾。“你脸色很不好，维尔纳。不会是昨晚……”
“不是。跟昨晚的事没关系。这个十一月，真是一天安生日子都没有。”
维尔纳鲜少这样烦躁地抱怨什么。我有些内疚，抚摸他发尾的手停了下来。
“我很抱歉。”半晌，我轻声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艾瑟尔。”他抬起头，在我唇上轻轻吻一下，“麻烦会找上我们，而你需要用你的方式去解决它。我也是。说起来，我才是被这场战争……送来你身边的麻烦——”
说到这句话时，他蓝眼睛里的光熄灭了。我勾住他的脖子，把自己的嘴唇贴上他的嘴唇，堵住了他接下来的话。但我没有深入，我们只是在客厅门口这样轻轻地贴着，安静地吻了好一会儿。
“你不是麻烦，你是选择。我的选择。”松开他时，我认真地说，“如果你非说自己是麻烦，那么，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先生，我希望你麻烦我一生，最好麻烦到连墓碑上的铭文都要给你留位置。”
维尔纳深深地看着我。他蓝眼睛里的光又慢慢地回来了，变得暖融融而快活。他抵住我的额头，与我十指紧扣，长长地叹了口气。而后，又弯下腰抱紧我，把他自己埋在我肩膀上。他整个落在我怀抱里时，像被雪压塌的白桦树枝。
“又有人写了举报信。关于我们的。其实自从我搬进来之后，就一直有。”
“而你从来不告诉我。”
“是。唯独这件事，我不想让你知道。你已经很辛苦了，艾瑟尔。况且之前的举报信许多都是空穴来风，称我与你在餐厅用餐，一起在影院看《失落的乐园》……它们从未发生过。我也不是唯一被举报的军官，上面早就见怪不怪了。”
我们坐回沙发里。维尔纳拥我入怀，与我抱吻半晌，我的唇被他反复吮过，又落到颈侧，一路吻过去，那些雪的气息一点点融入木柴的嘎吱声里。他间或呢喃我的名字，“艾瑟尔。”我则一次次应他，“我在这。我在这。”朦胧的气息弥漫在我们之间。待到我们终于从彼此怀抱造就的夏日里分开时，他神色终于体现出些许的轻松与愉悦。
“这次不一样吗？”我说。
“其实没什么不一样。老样子，当地人的举报信，也是文字描述，”维尔纳回答，“好在没有照片，不然我们连申辩的余地都没有了。这次的举报人很聪明，是位仇英的犹太老父亲，特地强调了你的英国国籍，所以即使犹太人的举报通常被归为低优先级，还是格外显眼。他称你与我通奸，理由是你在配给不足和高强度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气色红润，且曾目击我提着牛奶，牛排和香槟酒回家……他还提及我守在妇产科的门外。‘疑似通敌，与敌国女性通奸，败坏军纪’，他是这么写的。”
“无稽之谈。”
“是的。关于孩子的部分，我否认了，并以我在舞会当天提交的担保文书解释了我对你的‘关照’。但其他的有些麻烦。”
我抬起手，抱住他，把他的头按在我腿上，仿佛哄我的小病人那样，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他额头寻到我空着的那只手，抵着我的掌心，幅度极小地蹭了蹭。
“看来我需要让自己看起来糟糕一些。他为什么举报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我爱抚着他，轻声问。
“他的儿子在强制劳动中，因为拒绝用手清洁公共厕所，被捕入狱。这是他如今唯一的亲人……”他挪了挪身体，困倦地闭上眼睛，叹息着回答，“奥古斯特今天不在，我不能让副官去医院通知你，更不能明着打听消息……一下午我都提心吊胆。还好你没事。对不起，艾瑟尔。这次是我给你惹了麻烦。”
“不怪你。”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复杂的心情。维尔纳也没再向我道歉，聊作一种非正式的投降和逃避。我并不苛求他什么，他所做的一切，对于他身处的体制而言，想维持表面已是艰难。维尔纳的军衔正好处在一个没人愿意招惹的尴尬位置，动了会引来回击，不动还能将错就错。
而举报者——我早就没资格怨怪他们了。
我能做的只是接受。
在我爱上他的时候，命运就是我握不住的风了，把我吹到哪里，我都只能接受。
我沉默了许久。
维尔纳睁开眼睛，反握住我的手。
“都会解决的，艾瑟尔。交给我。”
他的声音疲惫却温柔。然后他像孩子一样，翻过身，在我腿上枕了枕，腿毫无形象地搭在沙发扶手上，连勋章和制服都未褪下去，没几分钟就睡过去了。他睡得沉沉，缠着绷带的那只手抓着我，另一只手则紧攥着我裙子的布料。
“别担心……艾瑟尔……我说了会解决的……只要你还在……”
维尔纳呢喃着，不知不觉间，眉头又是紧锁。我本想伸手为他抚平，又怕扰了他；想给他盖上毯子，但毯子在我们身下压着——最后我还是没舍得叫醒他，只轻轻给他披上我的披肩，望着窗帘外透出的一小点月色和雪光沉默。我脑海中一时间什么也没有，只剩下我怀里抱着的德国人。耳畔偶尔响起德国人的靴子声和柴火的哔啵声，加布里埃尔太太又在骂孩子，好像因为那孩子把长了蛆虫的猪肉当成垃圾扔掉的缘故。
我的男人已经睡熟，呼吸声均匀而清晰，落在我耳朵里，很快盖过了这一切。我的手在他肩背上搭着，有一下没一下地轻拍，一边想着等下他睡醒了起来，该做蔬菜汤配黑面包，还是牛肉罐头配煮土豆。
我拍着他的手停了。
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生于畸形与罪恶的爱情，迟早会有那样一天。或死于存活，或死于政治。
第二天我踏进医院时，明显感觉到气氛不对。护士艾琳向我点头时笑容有些不自然。她昨天值夜班，我本来以为只是因为疲倦——直到我进入更衣间。
我的置物柜被人翻过了。一盒见了底的陈年锡兰红茶，水杯，金属饭盒，一些必要的洗漱用品，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物品摆放依然整齐，但我注意到红茶罐子放反了方向。我在片刻的怔愣后，平静地关上柜门，系好白大褂，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在走廊上，我与其他科室医生相遇时，也不同了；他们中的有些同僚，在与我眼神相触时立刻别开脸；也有些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我听见“……举报……和那个德国人……”，“英国人。上尉……”这几个词。
我没有回头，回了头就真的把这一切坐实了。
——虽然那其实不是坐实。而是铁打的事实。
我和维尔纳确实是那种“被举报”的关系。
今天来医院的德国人里果然没有维尔纳。有两个穿着文职人员制服的德国人刻意停在我所在的病房门外，手里拿着记录本。而我抬起头时，总能精准地和他们的目光对上。我并不畏惧。维尔纳说过，他会去解决，我相信他。至少现在我还没有被盖世太保传唤。我还在医院，开药，治疗，查房，还能和阿尔芒娜在后廊聊天——她告诉我，伊萨克已经可以下床简单活动了。
我回到诊室的时候，凯瑟琳递给我一块曲奇，对我笑笑。“昨天我自己烤的，里面夹了些野果酱。我的孩子们很喜欢。尝一块吗，艾瑟尔？”
“我很荣幸。谢谢。”我说。她知道我并不只是谢她这块饼干。
“该死的时代，真不公平，”她也拈了一块饼干，叹了口气，声音压低到只有我们能听见的音量后，才说，“总是这样。谁家里是自愿闹德国人的？巴不得撇清关系。说风凉话的，只是举报信还没写到她们头上……黛西·德·米洛，病案室的管理员，家里被塞进来一个德国少校。没多久，她就有了身孕，后来孩子又突然没了。那人不是普通驻军，神出鬼没的，经常不在圣马洛，但大家心里都有数，就是那混蛋祸害了德·米洛小姐。我们不信那些话，艾瑟尔，如果你真的和你家里那位上尉有什么，你就不能坐在这里吃饼干了。”
我被她说得心虚，竟不知道怎么接话。
“你带着我，一起救过那么多真正该救的人。”她抬了抬嘴角，蓝眼睛里却无笑意，只有被现实撞疼的苦楚，“在这里呼吸着的医生和护士们——谁敢保证自己没给德国兵打过针？背弃在医学院门口发的誓，然后都死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老人小孩，男人女人——都一起死，谁也别想活？普通人只是筹码，想活下来都是罪……”
活着，至少能做些什么。
死了，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
我把饼干放进嘴里，黄油味混着一点果酱的甜香，在齿缝间化开来，却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慰藉，反而忽然觉得它包裹着的不是松软绵甜的果酱，而是维尔纳身上的铁十字勋章。
是血。
维尔纳这几天也回来的很晚。一两点，甚至天快亮。我曾经因为他两天没回来去找过他（也是那一次我们真正确定了恋爱关系），因此无论多晚，只要他能回来就绝不会留宿指挥部，哪怕回来只待两个小时，唯一一次例外，是停战日的空袭之夜。我没有问他那边的事，或许是把它化作“个人矛盾”“证据不足”，也可能是找个替罪羊换下我。但也不排除他自己会“主动请愿东部战线服役”的极端可能，即使概率再小，也不是不存在。这次的名头不好处理，和敌国女人通奸，套取军事资源供养情妇，通敌，不明不白的孩子……
我不会去问他最糟糕的一种。
我只做我能做的事：白天顶着德国人的监视和同事们的异样眼光（我一直没被捕，其实流言几天下来已经显然见少），照常治疗，手术，按时按点回到家里；一个人吃晚餐，做家务，弹奏《小星星变奏曲》或者《绿袖子》，从书柜里找出《傲慢与偏见》一页页翻看；把马丁姨夫的小油灯点亮，放在玄关，上楼，回卧室，等着他回来吻醒我。
然后——□□。或者只是抱在一起睡觉。
直到举报事件的第四天，维尔纳终于带着一身轻松愉快的空气回到家里。他把冰凉的大衣脱掉，帽子都不摘，迫不及待地把我拦腰抱到沙发上，按着我吻了一会儿，又泥鳅似地滑下去，半跪在地板上，把脸往我膝头蛮不讲理地一埋。
“宝贝，艾瑟尔。”他闷声说，“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