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袭事件的第二天——11月12日的清晨；和每日并无区别。鸽子咕咕叫着四处乱飞，鸡鸣狗吠此起彼伏，只是市民们看着彼此的目光更加恐慌了：他们担心会因此遭到德国人的报复。而实际上，对于圣马洛的普通市民而言，它似乎只是一场不足为奇的坍塌事故。RAF仅摧毁了旧邮政大楼和车站的部分区域，并未伤及居民区。

这一夜维尔纳未曾归家。我给自己做了简单的伤口处理，试图通过电话联系主宫医院，以确认露希尔和鲍威尔医生的状况，但电话线路又一次被德军中断。一晚的“受惊平复期”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带往指挥部例行问话，路上我向宪兵打听消息，得到的回答是：“死的人不算多——一个护士和几个士兵。”

我心里一凉，不再多问。

负责调查的文职军官问了我一些常规的问题，譬如“空袭到来时你在哪里？”“你为什么没有躲入避难所？”……我一一作答。这些问题我均在前一晚，维尔纳离开家中前，与他通过气——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体现在他的搜救报告里。这大概也是作为齿轮的两面性：一面被迫服从于机器的整体运作，一面知道下一个锯齿会压在哪个格子里。

他们问了我一个略显奇怪的问题：

“你是否与英国公民有所接触？”

“没有。”我看着军官的眼睛说。

对方没再说什么，拿出一叠空白的表格让我填写。因为昨天的事情，他们要对我这种生活在圣马洛的英国人进行二次审查。我填完后，又让我签了一沓承诺书，才允许我离开指挥部。临走前我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眼，试图寻找维尔纳办公室的窗户，又想起他的办公室不在前楼，只好老老实实地离开，往主宫医院走。

路过金雀花广场时，我看到广场上聚集了一些人，他们都在听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声音：

“……英国皇家空军在昨日晚八时十二分对我军军事建筑进行轰炸，危害圣马洛的秩序与稳定，我军正在进行详细调查……圣马洛的市民们，请相信帝国的力量与秩序，我们将保护你们免受英国野蛮空袭的威胁。Heil Hitler.”

Hell Hitler.

在这里我不能再那么放肆地骂出口，我只能在心里暗骂一句，像个怂包一样继续向前走。身上依然酸疼不已，部分尚未愈合的伤口摩擦着衣服时，痒痒的。我似乎仍能听见飞机的轰鸣声，以及那句来自我家乡的“Please”，和作为葬礼致辞的“Fucking hell Hitler”。

到医院的时候，凯瑟琳告诉我，中午医护们将在会议室集合，悄悄为露希尔举办内部悼念仪式。“听宪兵们聊天说，那孩子在下楼撤退的过程中摔倒了。然后……”凯瑟琳叹了口气，“据说连尸体都没找到，只找到了护士服的碎片。可怜的小姑娘，才十五岁。家里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是最大的孩子。”

我疲惫地闭了闭眼睛，没有眼泪，只觉得心如刀绞。昨天的这个时候，那孩子还活着，可能正期待着可以早日和喜欢的男孩出去约会，今天就被踩踏成永远留在废墟里的肉泥。我觉得我的脖子沉重极了。

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我杀了她。

但既然我活了下来——我会记得她。

“她是为法兰西而死的。”我说。

外面有护士推着小推车经过，吱嘎吱嘎的声音让我心头的惆怅更加浓郁。于是我举起杯子，说了一句，“敬露希尔。”

凯瑟琳晃了晃肩膀，也举起杯子，与我碰了一下。

“敬露希尔。”

我们仿佛两个穿白大褂的西部牛仔，将杯中的凉水一饮而尽。凯瑟琳甚至还打了个响亮的嗝。她清清嗓子，继续说，“鲍威尔医生昨晚回医院的时候，说你可能也……昨天我夜班，我差点昏过去。后半夜我和换班的宪兵打听消息，说挖出来一个最后的幸存者，是名女性医生。我高兴极了，想给你打电话，可是电话被德国人切断了，说是临时戒严，甚至不允许我们出医院。”

“还好亨利不知道。”我说，“他年纪大了，听见会犯心脏病的。真是尴尬，爆炸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四层的洗手间。”

“你太幸运了。洗手间通常是每层楼最牢靠的地方。”

“是的。洗手间里叠放着几个铁盆，我把它们扣在头上，缩在角落里。”我说，“醒来的时候我正好被卡住，在场的德国人把我挖了出来。可惜，我从英国一路带过来的听诊器丢在了废墟里。那是我导师送我的毕业礼物，还刻着我的名字。”

——其实我昨晚回家时就反应过来这件事了。但我不想让维尔纳再冒险回一次废墟，因此并未和他提及这件遗憾的小事。刚刚经历过空袭的废墟，非常容易出现二次险情，且我也不指望还能找到一个相比之下非常渺小的东西。

“没什么比活命更重要。”凯瑟琳说，“或许它在冥冥中为你阻挡了厄运。”

“是的。亲爱的凯瑟琳，我这几天的经历可以写份剧本，寄给美国人拍电影了。”

我知道我欺骗我好朋友的行为非常不地道——但我已经准备将这件事，跟随着那位英国先生，一起埋葬在废墟里。那是他的功劳，我只不过是替他完成没完成的事情。或许多年后，如果我还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话——我会把它写成剧本，寄给派拉蒙公司。

主角不是我；是那位无名的先生。

名字就叫“Doctor For Europe.”

晚上回到家时，我发现一楼厨房的玻璃被打碎了。被踩烂的粉色百合花仿佛被肉贩子丢弃的动物内脏，散落在信箱下面，同时我还发现了垒高的石头；信箱里放着一只被开膛破肚的麻雀，里面来自患者的几封感谢信被用橙色蜡笔涂画后，撕成碎片。院门下方，也用同一支笔歪歪扭扭地写着“Putain UK”——根据笔迹的最高点，我推测是个孩子做的。

加布里埃尔太太抱着手臂站在家门口看热闹——那张总是写满好奇的脸上难得带了些同情。“是个小男孩做的。”她以一种非常抱歉的语气，喋喋不休地说，“是马肯尼家的小儿子。他说他的大姐姐被英国人炸死了。柯克兰医生，您不会怪他的，对吧？七八岁的小孩子……也可能十岁？现在的孩子，总是吃不饱饭。他只打碎了一块玻璃。在他想砸您客厅落地窗的时候，我把他抱了回去。这里可住着德国人呢！而且那玻璃窗太大啦。会伤到孩子的。”

“谢谢，加布里埃尔太太。”

我平静地把死麻雀捡出来，然后解下手上的纱布，将它简单包裹后，放在草丛里。

“人之常情。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加布里埃尔太太没听懂我的意思，耸了耸肩。我没再看她，心平气和地走进院子，在厨房把亚麻布浸透。透过碎玻璃看见的天空是原色的；淡紫色的暮色仿佛多涂了一笔的色块，院子里干燥的土腥味和炊烟味伴着凉意一起闯进厨房。

与这温暖的烟火气形成对比的，是冰凉的水。

冷意驱赶走了伤口的痛感。

明明冲刷的是手，我却有种头发丝里被塞满了雪的错觉。

在我擦拭信箱的时候，维尔纳回来了。我们只是对视一眼，并未交谈。我看到维尔纳手里提着一瓶牛奶，手上还绑着绷带。昨天把我挖出来的时候，他的手割了一道很长的口子。他看到了门上的污言秽语，回头看我一眼，就闷不吭声地提着牛奶进屋了。

我进屋拧布巾时，维尔纳正在家里走来走去，找着能够堵玻璃的东西。

“把走廊里的旧照片拆下来吧。”我说，“画框背后的板子可以用来修补。”

“知道了。”维尔纳压低声音说，“怎么回事？”

“昨天和我们一起的护士不幸死于踩踏。是她的弟弟做的。”

我没有说太多。维尔纳总能领悟到我的未尽之言。他听完，也没说什么，眼中并无责怪，只疲惫地叹了口气，走过来和我接吻。

他自发地选择钉窗户，我则在外面继续清理信箱和院门。

因为这个插曲的缘故，家里的气氛略有些沉闷。吃晚餐时，维尔纳告诉我，他昨晚提交的搜救文书和副官的作证，让他有效免于被处罚。他还告诉了我，RAF攻击那栋大楼的真实原因：它并不只是表面上的24小时救护站，实则是德军在圣马洛布置的几处无线电通讯中心之一，只是利用救助站的幌子隐藏电台和通讯设备。

在他还想继续说下去时，我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再说更多更机密的部分。言多必失，很多事情，不知道对我们而言是最安全的。

“你们死了多少人？”我问。

“五个。但是没有军官，所以影响不大。这次的事情被定性为内部泄密。”维尔纳说，“和市民无关。大多数都是能跑能走的轻伤员，只是设备都毁了，所以上面非常生气。我对他们的不幸表示哀悼，那毕竟是我的战友……但我知道真正可恨的人是谁。今天感觉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哦……很顺利。本来也是皮外伤。说实话，我觉得不用再换药了。我白天在医院里刚处理过。”我回答。

“你白天要戴手套。闷在手套里，不利于愈合。晚上又沾了水……”他换上了一副指挥官们特有的教育新兵的语气，“身上那些我会亲自检查。不过在这之前我需要先洗碗。”

我笑起来，用手指点点他脸上的一小块青，“是，我的上尉……自行车还回去了吗？”

维尔纳佯装吃痛，目光却终于松弛下来。

“当然。昨晚就还回去了。”

说完，他捉住我的手指亲了一下。

院子里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喘息声。维尔纳刚想说些什么，同样急促的敲门声却已经响了起来。

“柯克兰医生！柯克兰医生，请问您在家吗？我是露希尔·马肯尼的朋友，护士阿尔芒娜·瓦卢瓦！马肯尼先生今晚因为悲伤过度晕倒了，我们怀疑是脑溢血，现在需要您的帮助！”

“在家，”我冲门外喊道，“请稍等一下！”

然后站起身来，往门口走。

维尔纳拉住了我的衣袖，“等一下，艾瑟尔……”

“让我赎罪吧。”我轻声说，“……露希尔就是那个死去的护士……你把我从废墟里挖出来的时候，露希尔已经尸骨无存了。我必须去，是我害死她的。”

“不许去，艾瑟尔。不是你害死她的。告诉护士，让她去主宫医院求助，或者去找布兰科先生！”维尔纳坚持道，“我从来不干涉你的想法，但你能不能至少顾及一下我的感受，艾瑟尔？上次游行的事，归根结底是法国人的抗议，我可以不介意。但这次的事情，你知道有多危险吗？你是英国人，这两天你的任何行动都可能会被报告给指挥部！就在昨天，”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昨天如果我没去，我可能就那么失去你了，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可怕吗？你知道今天白天见不到你，我是怎么熬过去的吗？如果你再……”

他第一次用这种命令式的语气对我说话，虽然他语无伦次，毫无逻辑。但一时间，我还是有些被他吓住了。直到外面再一次响起敲门声时，我才回过神来，扭头去看壁炉上的小座钟——也把自己从他锋利而痛楚的目光中剥离出去。

“宵禁……还没到，维尔纳。”我在维尔纳的凝视下，第一次，分外艰难地说，“对不起。在作为你的未婚妻之前，我首先是个医生……我救了很多对于我来说，不应该救的人。就让我多救一个该救的人吧，好吗？你答应过我，在你的怀抱里，我能做任何心甘情愿的事……Bitte。”

维尔纳悲哀地看着我，以一种哀悼的口气对我说：

“所以你心甘情愿让我失去你，对吗？艾瑟尔？”

“Absolutely not！”我震惊地回答，“你怎么会这么想？”

他没有说话。只是更用力地攥紧了我的袖子。他不敢攥我的手腕，两个手腕上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擦伤。我最后看了他一眼，轻声叹了口气。

“我没有时间了，病人在等我。抱歉，维尔纳。你再不放手，我就会把这件衬衫脱掉，穿着胸衣给护士小姐开门。”

我想我大概此生都不会忘记维尔纳在那一刻望着我的样子。双眼在一瞬间噙满泪水，因为悲伤而眉头紧锁。那目光几乎要把我整个人当场解剖——不是那种血腥的解剖；而是在我身上找不到任何希望的目光。一股浓郁的负罪感在我心头升起——我觉得我好像遗弃了他，将他孤零零地扔在那个废墟里，走的时候还把头顶最后的路用石板堵死了。

但他终于松开了手。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坐回扶手椅里，盯着壁炉发呆。

我不敢再看他，顺便提起放在椅子上的药箱——那还是维尔纳拿出来专门放在那里的，等着一会儿给我上药。

“抱歉，瓦卢瓦小姐，久等了。”

见我出来，阿尔芒娜松了一口气。

“谢天谢地。”她说。

我把药箱递给她，一边穿大衣，一边关上了家门。借着开门时的一小点灯光，我才看清，这就是那天来诊室通知我，弗朗索瓦丝要见我的那位女护士。

“你是妇产科的护士？”我问。

“儿科，柯克兰医生。但我经常去妇产科帮忙。”她回答。“弗朗索瓦丝·珀蒂女士对您的医德赞叹不已，所以我今晚冒险来找您。”

我们走出院子，转进一处漆黑的林间小径时，阿尔芒娜忽然停下了脚步。

“柯克兰医生，在我带您去见病人之前，我必须告诉您真相。马肯尼先生没有生病，刚才的话，是说给您屋里的军官听的。我很抱歉，但是事发突然，我实在编不出其他的谎言了。”

我调整了一下呼吸，尽量心平气和地看着她。

“请讲。”我说。

阿尔芒娜比了一个“V”的手势，压低声音，“昨天那场空袭和我们有关。我的一位同伴在掩护SOE特工的过程中，为引开德国鬼子，不小心磕在了石头上。他当时短暂昏迷，但是……今天晚上我去找他接头的时候，他忽然全身抽搐，剧烈头痛，呕吐昏厥。我们这群人里，只有他能破译德国人的密文，所以……”

“急性颅压升高，需要钻孔引流。SOE？”

“是的。您的国人，已经牺牲了。昨晚我偷偷为他收过尸。”

“为什么不去主宫医院？”我直截了当地问她。

“他是犹太人。”阿尔芒娜说，“您介意的话可以不去。我知道犹太人和孕妇的意义不同……我不强迫您，但这些话不能在您家门口说。现在您回去，还来得及。我可以再去求助布兰科医生……”

“不行，没时间了。”我立刻打断她，“快带我去。”

“您……？”

“病人在等我。快点，护士。”

在树林里绕了一阵后，我在阿尔芒娜的带领下，抵达一处四处无人，挂着“暂停营业”木牌的旧旅馆。阿尔芒娜查看四周，确认安全后，方才敲了敲门。

“塔玛拉！伊萨克有救了！柯克兰医生来了！”

开门的是个裹着破旧大衣的犹太女人。她自称是病人的妻子，带着我们上楼，进入一间普通的旅店房间。

床上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男人。

屋内不通电力，仅点燃了数支蜡烛。

我查看其情况并和塔玛拉了解了发病经过，确定是迟发性硬膜下血肿伴急性颅内压升高，需要引流排出血块，顺利的话，数小时后即可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