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朗日出生的次日，恰好是所谓的停战日。

当天，圣马洛下了雨。和1940年一样，德军在停战日的巡逻比日常频繁。公告前几天就发了出来：禁止一切集会和示威活动，严禁人们在中心广场或者窗前摆放鲜花，但还是有许多市民自发为战争纪念碑献花圈。我们也不例外——虽然我们并不能亲自去，但是亨利早早就预定了三份花圈，并拜托凯瑟琳的丈夫帮忙送过去。

主宫医院和每天一样忙碌，但我们从早上开始工作起，并没有听说有什么事件发生——这算是好消息。在这座被铁蹄践踏得意志消沉的小镇上，民众更在意的是物资能不能撑过这个冬天。

也是这天晚上，我和消化科的鲍威尔医生，以及一名懂德语的实习护士，受命前往圣马洛邮政大楼改建的24小时救护站，为今天在圣马洛临时中转的一批轻伤员进行治疗，并进行感染鉴定——这种所谓的感染鉴定，其实只能通过是否发热和呕吐来简单判别，尤其在冬季，这种鉴定更多的意义在于区分士兵是不是在装病，不然也不会连手术室和X光机都不予配置。被确定身体无大碍的士兵们，将在此短暂处理后尽快返回部队。

我们只有三个人，也因此被德国人安排在一辆装了半箱土豆的卡车上，仿佛拉牲畜一般被关在黑暗的后车厢里，氧气来源是车后方的一扇小铁窗。

“我们好像三头要被拉去屠宰场的猪。”鲍威尔说。

“还不如猪。”我接道，“猪呼吸的新鲜空气比我们更多。”

“我本来准备今晚向我的未婚妻求婚，”鲍威尔略有些烦闷地说，“希望她不会因为我的缺席而和我分手。”

“你准备了什么礼物？”我问。

“一副手套。本来我可以再买一条围巾，可惜我在和宪兵打牌时输掉了三十法郎。”鲍威尔医生压低声音说，“对了，恭喜你，柯克兰医生——救了那个孩子之后，你又在圣马洛声名鹊起了。伪善的德国人。救这孩子只是为了表演他们的假慈悲，后面还会把他送到监狱。或者劳工营。”

“少说两句吧，朋友。你的未婚妻还在家里，等着你回去向她求婚。另外，比起重伤员——面对轻伤员时，我的负罪感还能轻一点。”我说。

鲍威尔医生叹了口气。

“战争是原罪。”他说，“我们也只能这么骗骗自己啦。”

实习护士投来惊恐的目光。她才十五岁，还是个孩子，对我们大逆不道的言论噤若寒蝉。我拍了拍她的手，小声安慰她，“没关系，护士。车的噪音很大，德国人听不见我们说话。”

“真的吗？那就好。”她下意识地靠在我肩上，“我还没和喜欢的男孩约过会。我不想这么快被德国人抓走。我本来不想来当护士，可是家里需要钱。”

“恋爱的小铃兰花，你叫什么名字？”鲍威尔看着我们，打趣道。

“露希尔。露希尔·马肯尼。”

我本想对她说些安慰的话，却又觉得太过虚无缥缈。“一切都会好起来”，“战争会结束”……这些陈词滥调说出来毫无可信度。事实是我们今晚连能不能平安回家，都尚未可知，战时每一次呼吸的权利，都是从上帝和死神手里偷来的。

所以，我只是抬起手，环住小姑娘的头，很轻很轻地抚拍着。

很快，我们抵达目的地，在军医官的安排下前往不同的楼层。鲍威尔医生负责一层和二层，我被分配到三层。身为护士的露希尔则被分配到四层的病房区。夜间时段，大楼的窗户上贴满了遮光纸，这让它看起来像是在黑暗中蛰伏的刻耳柏洛斯，守在地狱门口，正张着它滴着毒液的嘴。而我们正低眉顺眼地走进它的口腔里，等待着被它的唾液和胃液腐蚀，再消化，连骨头都不会吐出来。

在我坐在木质写字桌前，为一个党卫军伤兵进行止血和包扎时，有个男人对着我举起了相机。

我一言不发，冷冷地瞪了他一眼——战地记者，或者报社的工作人员——阻止是无用的。这张照片会在一段时间后出现在报纸上，作为某篇亲德文章的配图，什么“占领区秩序井然”，“法国医护与德军合作融洽，亲密无间”……尽管事实并不是那样。人们只相信他们看见的东西，而不会在意真相是什么。

“中士格哈德·比伦贝格？”

“是的。亲爱的艾丽卡，你真漂亮。你身上的听诊器和铁十字勋章一样明亮。”

中士用轻佻的语气对我说，“可以为我唱首歌吗？就唱《Erica》。我相信它比一百只吗啡都好用。”

我头也不抬，手上骤然用力，把绷带狠狠一绑。

中士吃痛地“Ah”了一声。

同时，我在名单上对应的姓名后方，打下一个代表“未感染”的对号。

“下一位。”我冷笑一声说，“再见，汉斯。祝你早日在莫斯科听到《喀秋莎》。”

中士讪讪地白我一眼，我毫不畏惧地回看过去。后面的士兵把他推开，他只能灰溜溜地离开房间。

分配到我手上的名单完成后，我准备去四楼的病房区看看露希尔。但在我走到四楼的走廊上时，却看到一个身着白大褂，背着大医药箱的身影，站在走廊尽头的小门前。

门上的标语是：

“Nur für Deutsche”,“Zutritt verboten”。

直觉告诉我不对劲。我立即屏住呼吸，迅速躲到楼梯与走廊连接处的死角处，悄悄地观察着那个人的一举一动。果然，他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拿出了什么东西，插进门内，小心翼翼地转动着。

我没有听到开锁的声音，但却看到那道严丝合缝的门咧开了一条缝。“医生”又回过头看了看，方才将门打开，然后迅速消失在门后。

但他不知为什么，没有关紧门。

我松了一口气，刚想迈过最后两阶台阶，一个头戴钢盔，手里举着步枪的宪兵突然从另一边的货梯里走出来，用枪支卡住了那道即将关闭的门。木头枪托撞到金属门，发出一声清脆的闷响。在充斥着呻吟声和咳嗽声，以及说笑声的走廊里，任何动静都很容易被忽略；只是我刻意地捕捉到了它。

宪兵转身向病房内看了一眼，脸上露出贪婪且得意的笑意。

——赌徒们在看到诱人的赌注时，才有的表情。

他显然在这位“医生”站在门前的时候，就已经躲在那个货梯里了。

他把步枪斜卡在门上，转身进入那扇小门。

我感觉到心脏被一股没来由的恐慌抓住。如果我冲上去——我很有可能小命不保。但如果，我没有冲上去，那名不知道是抵抗者还是特工的“医生”，很可能死于非命。而它无疑会给德国人一个激怒他们的理由——前几天刚举行过的学生游行已经让圣马洛的气氛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之中，空气中似乎有无形的，绷得直直的弦，再承受不起任何一下拨动。动一下，空气就会变成芥子气或光气，将更多的人拖进墓穴里。

侵略者永远喜欢借题发挥。

且不能用常规的逻辑去推演。

而那些孩子还在监狱里。最完美的人质……

走廊里有两个党卫军士兵在大声谈笑。

我探出头，看了看走廊。

只有这两个党卫军。于是趁着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我也悄悄地溜进了那道门，极其小心地将门虚掩上，并撕下一角处方笺塞进锁舌——这还是我从救助的抵抗者们那里偷师来的技巧。这两个人都没有将它关上，想必其中是有玄机的。德国人从来喜欢捣鼓这些玩意儿，把一切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我学着士兵们的样子挎上那把步枪。门内是螺旋形的上行楼梯，楼梯的尽头，是圣马洛在下过雨后，黑蓝色的夜空。我握紧了身上的步枪，手指放在扳机上，放轻脚步，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地走上楼梯，迈出那道小门，以烟囱和水箱作为掩体，在糟糕的可见度里，逐渐向前方的两个人影靠近。

潮湿的空气扑在我脸上。我觉得整个夜空都压在我的肺上。

“砰！”

一声枪响回荡在雾气中。

我几乎看到了弹道的光线。

灰色的痕迹划破黑蓝色的夜空，在它身上留下一道硝烟味的伤疤。

穿着白大褂的身影应声倒下，却并没有发出任何轰然倒地的闷响。我听见德国兵在说着什么，离得太远，我无法听懂。

但我听懂了他的鞋子。

嘎吱……唰啦……

它们在潮湿的地板上踩出黏腻的水声，每一步都仿佛在宣判死刑——同时，也暴露了他自己的方位。

我弓着腰，一点点靠近他们。

熟悉的肉皮烧焦味越来越重，浓重的血腥味慢慢取代雨水与砖块味，钻进我的鼻腔。我听见男人痛苦的粗喘声——那种人在呼吸系统受损的状态下才有的粗喘声。德国鬼子很可能打中了他的肺。

又是一声枪响。这时，我离他们只有一个水箱的距离了。

“说，你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法国人？”

“Fucking hell Hitler...”

是标准的英音。我已许久未听过的我的乡音。

我蓦然呆住了。

回过神来时，我已经一枪托砸在了宪兵的后脑勺上，而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的力气是哪里来的。德国人的身体歪了两下，随后烂泥一般倒了下去，钢盔滚落在我脚边。我气喘吁吁地丢下步枪，跨过那摊尚有呼吸和心跳的烂泥，弯下身去查看我的国人的情况。

“Doctor.”我用标准的英音说。

对方抬了一下手，身子已动弹不得。我这才看清楚，他身体朝下，死死地护着那个“医药箱”，箱子的顶端是一条长长的金属线，一头接在我们身边的水箱上；里面则是一个完好的电台，已被他的鲜血浸透。他的背上，正是肺部的位置——两个血洞，正在汩汩向外流血，均在要害处。

我连忙拿起听诊器，他却对我费力地摇摇头，一边痛苦地喘着气，一边断断续续地用英语对我说：

“……线……那里……”

他的手颤颤巍巍地指着德国人的天线。我知道他在和死神赛跑；我不再多问，只迅速扶起他，让他靠坐在水箱上，并迅速按照他的指示，将这根金属线的另一端搭在德国人的天线上。

他对我艰难地点头。我回到他身边，试图为他止血，他却一直望着电台：

“This...on...”

男人喘息着，话已不成型，嘴角翻涌着血沫。他指着一个开关。我连忙按下，并将箱子推近他。还好，它亮了起来；或许连它也不敢因被爱国者的鲜血浸泡而停止运转。我似乎看见他肺里的空气正随着他每一次艰难的呼吸，变成淡红色的雾气，消散在这个潮湿的夜里。血止不住了。死亡也止不住了。它正当着我，一个真正的医生的面，一步一步，缓慢地靠近这位“假医生”；它路过我，走向一个我不知身份，不知姓名的我的国人，一个即将为法兰西，为英吉利，为欧洲的和平而死的男人。

他才是真正的医生。

千千万万不知名的医生之一。

他们以生命为药，以血肉之躯为刀，

为这个世界清除感染。

感染的名字，是战争。

英国人带着血腥味的呼吸吹在我的脸上，眼中忽然亮起了光——我熟悉的，生命最后的绝响；然后，他吃力地伸出手，在其中几个按键上用力按了几下。

“RAF...Please...”

他的身体在我面前瘫软下去。眼睛尚且睁着，脑袋无力地垂向一侧。手还搭在电台上。

——他死了。

“Fucking hell Hitler.”我轻声说。

我没有时间悲伤，哀悼，划十字。时间只允许我伸手合上这个陌生人的眼睛；我没有看清他的长相——他满脸都是血。我只是机械地，一次又一次地按着那几个按键。这是我对他唯一有意义的祭奠，而按键的声音是上帝为他念出的祈祷词。

直到天边远远地传来发动机的引擎声。

它越来越近。

轰鸣声越来越大。

一切在电光火石间发生了。楼下的德军士兵开始跑动起来，空袭警报被拉响，总是仿佛什么野兽在嘶喊嚎叫的“Alarm”，以及楼内轰然响起的，几乎要将整栋楼都踩塌的脚步声，一齐尖叫着冲进耳朵，震得我头晕脑胀。他们的目标是地下室，或者什么其他的避难所——都不重要了。我甚至连维尔纳都没有想到，只是大脑空白地反复按着那几个按键。哒。哒。哒。一声又一声。每一下都仿佛有一枚钟摆在我胸腔中敲响。

第一个炸弹投下来的时候，我抓住了身边的钢盔，扣在我自己的头上。

最后的记忆，是翻滚的火浪，以及雷鸣般的巨响。

我抱住我陌生的家乡人，一起顺着地面垮塌的裂缝坠落下去。

后来，我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不知道我昏迷了多久。

醒过来的时候，周边静寂如死，越发衬托得我的活像个笑话。

我试图呼吸。口鼻上糊了些冬雨后又冷又湿的飞泥，石灰的粉尘，掺着皮肉被烧焦时特有的糊臭气，它们顺着鼻腔爬上去，一路钻入耳道，沉进喉头。我咳嗽得口腔和喉咙里满是血味，双耳沉闷地噪鸣，头疼欲裂；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吸入碎玻璃那样疼。周边是掺杂着汽油味的血腥味，但不是我的血。我的衣服虽然已经破破烂烂了，但身上没有地方在大量出血——如果有，我会体温迅速下降。头部无明显外伤，意识清楚，无恶心呕吐；躯干主体隐隐作痛，但不剧烈，试着收缩身体各部位的肌肉时并没有脱离感，说明骨骼未断；肋骨区域被砖块卡住，轻微移动时并无剧烈疼痛，胸部区域完好，至少目前这个状态，不会发生致命的血气胸。

我试着扒开周边的碎砖和石块，发现自己被卡住了，完全动不了。头顶压着一个死人，血正顺着他的嘴巴，我头顶的钢盔滑下来，像一声声对生命的告别。我才意识到那个钢盔还戴在我头上。

我试着微微动了动头部。他胸口的什么东西随着我的动作，滑了下来，发出“叮”的一声。黑暗中，我隐约辨认出一个圆形的铁片，绞死的尸体般吊在我眼前。

那东西化成灰医生都能认出来。

听诊器。

不是露希尔。我不知道是不是鲍威尔医生——但我觉得更可能是我的国人。

那位不知名的英国先生。

他以他的尸体救了我的身体。

而他将他的生命献给了英吉利和法兰西。

他主动拥抱死神；却让死神路过我身边。

可我——苟且偷生的我怎么配活下来？

凭什么活下来的人是我？

一个救过盖世太保，与德国人相爱的——

维尔纳。

我猛然睁开眼睛。

“维尔纳……”我喃喃出声，“我想活着……维尔纳……维尔纳……”

那个在我背上轻轻写下“Leben”和“Lieben”的人，会永远站在我身后无条件支持我的人，把一生都许给我的人……那个以制服为盾牌，为无辜者一次又一次阻挡死亡的人……我闪烁着人性光辉的爱人，我的“丈夫”。吻我永远如吻至宝的人。让我想和他一起活到战争结束的人。

他是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