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无事；至少在主宫医院是这样。在夜班宿舍里醒过来时，我看到窗户上结着云杉状的霜花。海蓝色的天光透过枝影，闪着轻盈的亮光，似乎繁星打着哈欠，在回家的路上于此处歇脚。窗外的圣马洛似乎仍沉浸在睡意之中，不愿醒来。

入目一派宁静安然，和每天并没什么不同。

回到诊室时，阿尔芒娜的食盒还放在我桌子上，里面的五十法郎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我揉了揉眼睛，出门去水房洗漱，然后回屋拿记录本和笔，开始按部就班地查房——另外一提，今天我不准备在食堂吃早饭。

我从一间装满德国兵的病房出来的时候，正好和亨利碰上。我注意到他的表情格外阴郁，尤其在路过的宪兵和他打招呼的时候；在看到我的时候表情略松了些——又迅速绷紧。直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我没有立刻前往下一个病房（目前也还有时间），而是快步走向亨利。

“发生什么事了，亨利？”我问。

亨利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早上我来的时候，路边有宪兵在张贴公告。我打听了一下，说是昨天抓了三个掩护英国侦察兵过封锁线的人，英国人被当场抓获，公告上的三个人在今天清晨被拉到郊外的采石场处决了。”

类似的事在圣马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记录本，上面是我刚为一个德国兵写下的“生命体征平稳，无异常”，在听到这种消息时，这句不带立场的医学判定，总是和德国人那个万字符号异曲同工。

“孩子，你昨天一直在医院，可能还不知道，今天上午九点，德国人会在金雀花广场举行公开演说。路过金雀花广场时，停了几辆通讯车，还看见了几个举着相机的记者，劳工们爬上爬下地安装脚手架，摆放鲜花，铺设地毯和演讲台。应该过一会儿，试音广播就要响起来了。”亨利说。

我叹了口气，“估计又是‘对英国的仇恨’专题讲座吧。德国人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政治宣传机会。”

亨利点点头，“是的。但我们和工厂的工人不用去现场。孩子，你要小心点。即使……”

“我知道。”我说。

亨利没再说话。但我总觉得亨利看起来有点奇怪，似有未尽之言，好像在思考什么事情。他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示意我继续查房。

我忽然想起什么，连忙抓住亨利的手臂。

“那几个人里有没有一个年轻姑娘？”

我看了看四周，小声问。

“都是男人。确实有一个年轻的，才十七岁。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孩子？”

“没什么。”我说，“只是一个女性朋友，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突然，从远方传来炸雷般的连续轰鸣。我和亨利连忙跑进诊室，向窗外看去。远远地看见金雀花广场的方向飘起爆炸而生的烟雾，几乎是同时，尖利的警报声在城市上空响起，晨间的宁静在顷刻间被嘈杂声替代。有几辆军车从医院门口经过，向着烟雾的方向开去。

“上帝。”

亨利的嘴唇颤抖着，显得格外忧心忡忡。

“亨利？”我诧异地看着亨利。

他唇色发白，目光有些躲闪，剧烈地咳嗽了几声。我想去为他拿水，却被他一把拉住，用力摆了摆手。

“……别担心，我被口水呛到了，我的孩子。我估计你下不了夜班了。在医院待命吧。”

“好的，亨利。我想是的。”我说。

亨利收回目光，随手将诊室的白纱帘拉上。“这是什么？”他看着窗台上的纸盒说。

“昨晚有位护士送来的点心。我为了保鲜，放在窗台上了，等下带回家。”

“喔。是吗。”亨利点点头，“给男朋友留的？”

我脸上一红，微微笑了笑。“是的，亨利。”

亨利的眼中浮现出一抹悲伤的神色。但他没说什么，只是把纸盒收起来，放在我手上。然后，他佝偻着背，步履沉重地，进诊室换衣服去了。我望着主任室紧闭的门几秒钟，又低头看看给维尔纳留下的半块司康饼——内心却平白生出浓重的古怪感。

我想问问亨利今天是否遇见过维尔纳——又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这个问题对于法国人而言太残忍了，尽管我们早就被迫习惯杀戮。而且，这个时间，维尔纳应该在家中为我做早餐。他也答应过我，夜间我可以去医院，但他不能去指挥部（虽然那是一句带着哭腔，又丢人又不讲理的要求）。

因此我并不算特别担心维尔纳的安全。

我拿起记录本，走出诊室，趁着新的伤者还没被送来，继续查房。果然，不多时，军车的引擎声就越来越大，然后乱糟糟的脚步声和命令声在楼下响了起来——但我不知怎么，总觉得心里不安定。

终于查完房回到诊室的时候，诊室空无一人。已经过了上班时间，凯瑟琳却还没有出现。前一天她并没有跟我提及休假的事情。

我正觉得奇怪，恰好护士贝蒂娜敲响了诊室的门，手里还拿着一张撕得并不整齐的便条。但她看起来非常沮丧。

“早上好，德·圣克莱尔小姐。发生了什么事吗？”

“柯克兰医生，刚才金雀花广场发生爆炸事件，有位军官受了轻伤，布兰科医生被德国人叫走了。”贝蒂娜压低声音说，“他和德国军医一起去了X光室，故而来不及告诉您。凯瑟琳·费朗茨医生今日临时轮休，因此今日上午，神经外科的工作暂时由您负责。他提了一句，说今天的事情和英国人有关……所以他不建议您参与。”

说完，贝蒂娜把便条递给我。

留言条上也确实是亨利的笔迹，且写得非常匆忙，内容也和贝蒂娜口述的内容逻辑相符。可我心头的古怪感又一次被扩大。而我完全想不到它是从何而来，难得地觉得大脑和杂草一样乱糟糟地，捋不清头绪。通常而言，亨利不会特地嘱咐我这些；它早就是我们之间无需落在纸面上，约定俗成的安排。他更多的是想告诉我最后一句。可我顶着“战时必需”的名头和维尔纳的房东身份，除了会遭遇白眼，并不会遭遇德国人实质性的伤害——如今比起我，亨利并不是他们的最优解。我相信亨利没有恶意，但我更担心的是亨利因此受累。

“情况严重吗？”

我把留言条放进白大褂的口袋里，问道。

贝蒂娜表情悲伤地叹了口气。

“不清楚。听说是位上尉，也有说是少校的。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希望他没事，不然德国鬼子又要戒严或者杀人了……”

“上帝保佑圣马洛。对了，您今天见过阿尔芒娜·瓦卢瓦护士吗？”

“见过。她在急诊部支援。”贝蒂娜回答。

“知道了，谢谢。”

贝蒂娜对我点点头，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刚刚贝蒂娜说到上尉的时候，我感觉眼前一阵发黑，插在口袋里的手凉得像冰。我努力告诉自己，也可能是少校……

一定不会是我想的那样。

爆炸发生的时候，维尔纳应该还在厨房。他现在应该正在指挥部忙碌，或者协助维持秩序，或者正在趁乱偷偷来医院见我的路上……但从没有一种想法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脑海里。我强行压下涌到喉咙口的恐慌，却觉得头重脚轻，空荡荡的胃仿佛被两只手握住，拧紧，几乎站立不稳，连忙扶住门框。

已经临近上班时间，走廊里陆续多了一些医护和病人家属。我听见他们小声地议论着：

“希望不要波及我住的那条街。我还不想死。”

“上帝知道德国鬼子又要怎么折腾人？”

“最好都去见耶和华……”

我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走向主任室，去拿亨利的记录本。五个换药，两个腰椎穿刺，一个更换引流管。

在我给第四个颅脑损伤病人换药结束后，护士过来告诉我，重症病房有位少尉突发喷射性呕吐，陷入昏迷。我过去查看瞳孔对光反应后，摇了摇头。

“没有抢救必要了。”我一边在记录本上重重地写着字，一边喃喃自语，“瞳孔对光反应完全消失……”

话音未落，病区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张熟悉的脸伴着剧烈的喘息声出现在病区门口。在看清那张脸的瞬间，我手中的记录本“啪”地一声滑落在地上。正在清理呕吐物的护士发出一声惊呼。

奥古斯特·拉夫勒。

维尔纳的副官。

“F……Doctor，”他面如土色，颤抖着说，“请您立刻跟我去手术室。长官……”

一阵尖锐的蜂鸣声□□着我的耳道。

然后，我听见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塌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奥古斯特的那句话之后，世界都在我面前扭曲成漩涡——我只记得我头也不回地冲出了病区，一路向手术室的方向跑去，直到在手术室门口看见亨利的身影。

亨利的目光分外颓丧。

他看到气喘吁吁的我，沉沉地叹了口气，然后将我带进一边的术前准备室，关上门。

我没有问亨利任何事情。

我只是开门见山地说，“告诉我全部情况，亨利。”

“你做好心理准备，艾瑟尔。”亨利说，“在今天早上的爆炸中，一枚弹片飞进了上尉的腰椎区域……X光显示异物在L3和L4段。没有直接切断马尾神经，卡在椎管附近，本来取出弹片，实现对神经根部的减压即可……但在术中，突发硬膜撕裂，发生了脑脊液漏。虽然能看见硬膜边缘，但你知道，即使侥幸修补成功，以我们现有的条件，也非常可能诱发化脓性脑膜炎……就算他侥幸活下来，你也愿意照顾他，那反而比死亡更痛苦……施密特军医建议简单缝合后保守治疗，我推说需要听听你的建议……他是你的爱人，你来决定吧，孩子。”＊

我深吸了一口气。但我此时没有任何悲伤的心情——在爱人的生存权摆在你面前，等待你去决定时，你是没有任何心情去哭泣或者悲伤的，大脑反而因为过度紊乱，只剩下两个最本能的选项：救或不救。

于是，我斩钉截铁地说：

“做。我亲自做。”

“孩子……”

“没时间了，亨利。”我说。

亨利没说什么，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们沉默地消毒，洗手，换手术服。亨利谨慎地重新更换了一套。

“还是我来做吧，孩子。”

临进入手术室前，亨利说。

“不。”我说，“一旦失败，你没办法承担责任，亨利。而我……他死了，我也没办法活下去。所以，交给我……你是我的老师，只有你知道怎么配合我。”

亨利没再说什么。他点点头，陪着我走进手术室，走近我的爱人，维尔纳。我心爱的维尔纳。亨利已经调整体位，将脑脊液漏处调整至最高。那具我熟悉的躯体，曾经无数次拥抱我，亲吻我，用生命去爱我的男人……现在却毫无生气，一如被摆在手术台上，凿碎了背部的石膏像，也像一座苍白的拱桥。直到看见他身后那处血肉模糊，渗漏着透亮的脑脊液的创口时，突如其来的窒息感和绝望感才涌上我的心头。我恍惚地看着他，想叫他的名字，维尔纳……可我不能，他也不会回应我。我只能寄希望于他的灵魂能听见我的呼唤。

他紧紧地闭着眼睛。

如果他不能再一次睁开那双蓝眼睛……

如果他的眼睛里再也不会倒映出我的身影……

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维尔纳在我手下失去呼吸和心跳时，苍白干瘪的样子。我屏住呼吸，不敢再想下去。我不能让自己有任何情绪波动，我必须只把他当成我的病人，而不是我的爱人。我来不及后怕，什么都来不及再想；我必须赢……我必须赢。我可以创造一次奇迹，就可以创造第二次。失去爱人的恐惧被我硬生生扭曲成面对疑难杂症的执拗，和从死神手中争夺生命的责任感——情绪和爱情不能让他活下来，但医生平稳的双手却可以。

其余的事情，我只能交给命运，时间和等待。

“体温正常，呼吸平稳，都是好征兆。开始吧。”

深呼吸一口气后，我说。

由于缺乏补片的缘故，我们选取了维尔纳腿部的筋膜作为裂口修补材料。去除骨质，复位纤维。＊然后，就是最关键的部分——缝合。我捏着小圆针，穿刺，打结，不知不觉间已汗流浃背，术中放大镜＊的镜面一次又一次起雾，由亨利医生亲自担任助手为我擦拭镜片，进行各项无菌处理。再来，再来……施密特军医（我起初并未注意到他在手术室内）找来了宪兵们夜间使用的手电筒，照着我缝合的部位，充足的光线让我的缝合过程顺利许多。

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只记得在进行瓦尔萨尔瓦操作时，手术室内鸦雀无声。

“没有漏液。”施密特军医颤抖着说，“没有漏液……柯克兰医生，你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