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施密特医生。还没有。”我看着维尔纳沉睡的脸，克制着想亲吻他额头的冲动说，“接下来的几天，要看他自己了。”

亨利也长出了一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至少我们做到了第一步。”他说。

我们为维尔纳在四楼安排了一间单人病房，并在门口贴上了“严防感染，禁止探视”的德语纸条，并在施密特军医的帮助和协调下，为维尔纳的治疗争取到了相对宽松的磺胺调用权。我将维尔纳拜托给亨利医生亲自照看，理由是术后护理阶段更为关键——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接下来的3-5天内，他都没有出现感染迹象，就证明我们可以做出一些相对乐观的判断了。另外一提，尽管亨利再三反对，但在我的坚持下，主宫医院还是与我签署了“本次探索性医疗行为所带来的一切不良后果均由战时必需主治医师艾瑟尔·柯克兰个人承担，主宫医院仅提供必要医疗资源”的免责声明书。

“柯克兰医生，不愧冯·比尔肯贝格上尉把您夸赞成圣马洛的哈维·库欣。您虽然是英国人，但帝国‘战时必需’的称呼，您当之无愧。请允许我再次向您表达敬意。”

施密特军医离开医院前，对我敬了个军礼。

我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转过身时，我没错过四面八方投过来的鄙视眼光。但我现在一点反应也做不出来，只拖着疲惫的脚步，扶着把手，一个人上到四楼。

已经到了午休时间。

走廊里和维尔纳第一次来医院找我时那样，寂静无人。楼梯口的宪兵似乎并没有受到爆炸事件的影响，正依靠着墙体偷偷打瞌睡。

终于，我推开维尔纳病房的门，颓然在他床边坐下，握住他的手。亨利不在这里，应该是去休息了。我查看了床边的记录，三十分钟前补过镇静药物，因此他睡得依然很沉，我不用担心会吵醒他。

但他松垮垮的手指还是让我觉得陌生。

每次我拉住他的手，他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都会立刻握住。有次我调侃他，他却认真地说，“元首的命令也阻止不了我牵你的手。”

然后弯下腰，微笑着，亲在我手背上。

元首的命令阻止不了——伤病和分离却可以。

我将小指贴在他的脉搏上，感受着那里稳定而有力的搏动。没有意外的话，他将在几个小时后醒来——而在他再次通过瓦尔萨尔瓦操作测试前，我不会出现在他醒着的时间里。他醒来后不能情绪激动，甚至连话都不能大声说——骤然升高的颅内压很可能导致刚修补的硬脑膜再次破裂，因此我与亨利医生约定，不会有任何人告诉他，这台手术最关键的部分，由我完成。

浓重的荒谬感再次在我心中升腾起来。我在此时此刻终于开始深切的后悔和后怕：

如果他就这么离开我——

“抱歉，维尔纳……”

“那明天呢？”

那碗我没有吃到的燕麦粥；

我抓起提包仓皇逃窜的背影……

一切都来不及。都来不及……

我终于觉得自己像一条砧板上的鱼，睁着眼等死，张开嘴，却连大口喘气都没力气；浑身似乎被大西洋的冰海冻住，动不了，一股子一股子地泛着冷。我知道我已经在海上漂浮着，而眼前的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接纳我的彼岸。我闭上眼睛，弯下腰，把脸贴在维尔纳的手背上，试图从爱人的皮肤上偷得几分温暖——却在贴上去的时候，胸腔里一阵麻木的刺痛。

我忽然明白了那次他把我从废墟里疯了一样挖出来时，心口是怎样的疼。而我又是怎么在短短十几个小时后，威胁他放开我的手，放我出去“送死”。

于是越发觉得自己恶劣至极。

什么情妇，罪人，背叛者，至少在我说出“我亲自做”的那一刻，都不重要了。命运已将他钉死在我的灵魂里，把我浑身密密麻麻地刻满他的名字。

……我只要他活着……

只要他活着……

我知道，我从此彻底失去了被法兰西和英吉利原谅的权利。如果我面对的是其他的德国军官，尤其如果那是个和卡尔·赖尼克一样的刽子手——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当下，我也可能会像施密特军医一样摇头叹息。即使我最后选择救治，也绝不会签下免责声明。现在想来，这应该是上帝对我违背希波克拉底誓词的报应。上次的舞会事件，我还能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至少我延缓了一些平民的死亡，我增加了他们活到战争结束的概率。但这一次的相救，却是再无辩解的余地。一如维尔纳所说，我救他，只是因为他是我的爱人。

我将被国家和历史唾弃，

只因不愿我的爱人死去。

这是悖论。所有伦理学交叉后，没有任何解法的三角地带。

亨利推门进来的时候，我还握着维尔纳的手，呆板地坐在椅子上，没有松开。不重要了——在我跑出重症病房的一瞬间，在场的护士应该已经都察觉到了异常；而那种异常的惊慌已经不足以用医生的本能来解释——更准确的说：掩饰。

房客……担保人……

说过公道话……

文质彬彬的礼貌军官……被举报通奸……

这一切都让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

“回诊室吃些东西吧，孩子。我给你带了一份午餐回来。”亨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没有回头，只轻声说了句，“对不起，亨利。”

亨利拉过床脚的铁凳，坐在我身边，和我一起看着维尔纳沉睡的脸。我这才扭头看他。他看起来比在手术室门口的时候更加颓唐。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艾瑟尔。我不该瞒着你。我路过金雀花广场时，遇见了他。”

“喔。”

“他跑过来对我敬礼时，脸色很凝重。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如果他回不去家，请我照顾好你。他只来得及说了这一句，就被叫走了……我当时只是觉得奇怪，但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是啊。”

“我当时觉得不妙，连忙下楼……果然出事的人是他。他被抬进医院的时候，意识很清醒，一直对我说，‘不要让她知道’……抱歉，艾瑟尔。我非常抱歉。我是你的长辈……我明知道他可能出了事，还在试图欺骗你。”

我机械地摇摇头。

“欺骗并不重要，亨利。”我说，“我们都知道，它不会改变结果。奥古斯特呢？”

“他的副官吗？已经回指挥部了。”

“你的记录本……”

“没关系。总好过掉进病人肚子里吧，孩子。”

我的法国父亲和我的亲生父亲一样，都不擅长讲笑话。但我还是微微弯了下嘴角。

“是这样的。”我说。

“你想知道你来之前发生的事吗？”亨利说。

“等他见到我，让他亲口讲给我听吧。医院里……怎么样？”

“大多数人还是感谢你的。比起绯闻，活到第二天更重要。没人想莫名其妙地成为人质，而且，现在……你的身份，战时必需……所以，至少没人敢当面说些什么。”

亨利宽慰我道。

我没有回答。只是安静地凝视着维尔纳的睡颜，脑海中迷茫一片。我看着一缕阳光透过窗棂，白纱般笼在他苍白的脸上，也像他为我煮红茶时笼在他指尖的白雾，从我们拥吻数次的老宅一路追赶到病房。光线正从他睫毛的缝隙中漏出来，让我联想到冬日的芦苇花。

窗外静极了。

没有风声和鸟鸣。

连走路声和说话声都没有。

只有我的心跳，和维尔纳的呼吸声。我握着他的手太久了，掌心已经微微出汗。

沉默半晌后，亨利说，“在这个扭曲人性的时代里，太多事已经被剥夺了公平和正确的可能性，艾瑟尔。在那一刻，你只是从所有抽象的抉择中，选择了唯一具体的存在——生命。只不过这个生命，恰好是你最重要的人，就算你在那一刻放弃医学伦理，爱人的职责也要求你对他负责。而且，如果他是刽子手，你绝不会爱上他。”

“或许吧。”我木然地回答，“但我确实没有救治卡尔·赖尼克。”

“艾瑟尔，那个党卫军的病历，我也看过，活下去的希望非常渺茫……大多数医生都会选择保守治疗。不能因为你曾经创造过奇迹，就因为你无法再次创造奇迹苛责你。一年前，如果不是那家的妻女倾家荡产也要救治，你也不会力排众议地要救那位老父亲。况且，平心而论，没有哪个医生愿意救刽子手……行医多年，我也不是没有为家属动容过，也不止一次自费救治过没有任何希望的病人。”

亨利以一种低沉舒缓的，神父般的措辞对我说。

我没有接话。

只呆呆地弯下身，侧着头，靠近维尔纳的肩膀，安静地呼吸着他身上酒精与病号服的味道，闭上眼睛。

“可我无论怎么选，都是背叛国家，亨利。”

我垂下眼，一滴眼泪自眼角滑落，滴落在维尔纳的衣领上。

“除非我眼睁睁看着他死，哪怕他不是没有希望活下去。可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

亨利没有说话。

而我虚偎着维尔纳的怀，只觉得一种绝望的寂静扩散在我的胸口。自从今年十月，我认识维尔纳以来发生的一切，此刻都凝聚在了这滴眼泪里。它是灰色的，也再不能倒流；他曾在写给我的信中提及歌德的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

——但当生命之树仅因爱情而青，或许只有在灰色地带的土地上，我们才有生长的资格。

那天，维尔纳从漫长的镇静和麻醉中醒过来时，已是深夜。我守在病房门口，悄悄听着他和亨利医生的对话。他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她还不知道，对吗？”

“是的，孩子。是我为你动的手术。”亨利按照我们约定好的说辞说道，“她已经下班回家了。你感觉怎么样？不过你没有发烧，这是很好的征兆。”

“我觉得很好。我需要住几天？”

“至少五天。”

“是吗……几点钟了？”

“晚上七点。”

“好的。还不算晚。艾瑟尔应该……不会多想。布兰科医生，麻烦您，帮我联系我的副官，少尉奥古斯特·拉夫勒……她……”

维尔纳的声音很轻，断断续续的，说得却认认真真。“她不知道我去哪儿了，会害怕……她最怕我走……她会哭……”

“为你检查之后我会立刻联系。在这之前，你不能情绪激动，孩子，不然她会哭得更厉害……等你能够坐起来的时候，再亲口告诉她，你去了哪里。”

“她哭了？”

“没有。她很好，还给你带了点心回家。”

“她的晚餐……”

“行了，上尉先生，你比我这个糟老头还要唠叨。你是军官，还是管家？她不是小孩子，自己会照顾自己，虽然英国菜确实难以下咽……”

亨利故作不耐烦地打断了维尔纳。

我哭笑不得——也如鲠在喉。

走下四楼的时候，我看见阿尔芒娜正表情悲伤地站在楼梯口，紧紧地抓着她的护士袍。我停住了脚步，凝视着她珍珠灰色的眼睛——如释重负和歇斯底里同时出现在我的心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