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阿尔芒娜。今天夜班吗？”

沉默片刻后，我朝她笑笑，平静地说。

阿尔芒娜没回答，但眼眶中立刻泛起泪水，抓着护士服的手在微微颤抖。楼梯口的宪兵换了人，眼睛正不住地往我们这边瞟过来；但我扫了他一眼，他就立刻低下头——这些只求活命的人，并不敢轻易招惹一个被体制认可的英国女人。

“和男朋友吵架了吗，亲爱的？”

我走近阿尔芒娜，搂住她的肩膀。她点点头，抹着眼泪跟我走下楼梯，通过昏暗的走廊，进入诊室。

这一次，我关紧了诊室门。

我与她再一次进入储藏室。像前一天晚上一样，我依然靠在裂纹的洗手台上。瓷砖冰凉的触感一路从手心钻到心底——我的如释重负，源于她还活着，维尔纳目前为止病情稳定；歇斯底里，则始于——

“那枚司康饼，是别人送给你的，对吗？阿尔芒娜。”

我轻描淡写地说。

“口味非常地道的英国司康饼——不该在法国出现的地道。所以你昨天后半夜才不在医院……你根本不值夜班，你是专程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你们早就知道第二天会发生的事，但是你并不敢把全盘消息告诉我，毕竟他……是德国军官，你赌不起。”

阿尔芒娜擦干眼泪，懊丧地点点头。

“午餐时，您不在。有位护士在传您和上尉先生的流言。我说，我曾经上门拜访过您，您绝不是她们说的那样的人。希望能为您减少一些影响。”她低声说。

“谢谢你，善良的姑娘。”我说，“但不要再为我说话了。我现在的身份是‘亲德人士’。”

说完这些，我叹了口气。我的歇斯底里早已和那块司康饼一起，在下午被我吃进了肚子。我确实不怪这孩子，她已经在她的义务范围内给了足够多的提示——司康饼，金雀花广场，而且她昨天后半夜一直没有出现。

但我太迟钝了，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如果我反应过来其中的一环，哪怕只是给家中打个电话，或者中间找借口离开一阵；如果我昨天没有休夜班，而是在家中……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转过身，盯着镜子里的人影。镜中那个女人，披头散发，眼下青黑，肤色惨白，一双如大雾弥漫的白桦林般不见活人气的绿眸——阴冷，深邃，前路未卜。

阿尔芒娜说道，“我们不想流不该流的血，所以这次计划主要目的是炸毁通讯车辆，不会针对德军士兵进行攻击。按照计划，只有那位负责引爆的朋友会……一个法国人的死，并不会引起德国人怀疑。他们现在还在调查事故原因。”

“你的朋友还好吗？”

“还好。只受了轻伤。”阿尔芒娜说。

“喔。”我木然地应了一句，“上帝保佑。”

储藏室里陷入寂静。走廊外传来护士推动医疗车的声音。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淡淡地说，“阿尔芒娜，你说过你有一位上级……可能会接受我，对吗？”

镜子里，我身后的阿尔芒娜猛地抬起头，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柯克兰医生？”

“希望他不介意我是德国军官的情妇。”我转过身，对阿尔芒娜说，“我可以利用德方对我的信任提供帮助，但我拒绝利用上尉的身份谋取便利。至少不要明着和他有关系。”

阿尔芒娜欣喜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会转达的，柯克兰医生。我会告诉伊萨克这件事。他总是说……说您是个好医生，但绝不是爱国者。我为了这件事和他吵过两次架了。”

我任她握着我的手，没有立刻回答。走出储藏室后，我将放着五十法郎的食盒递给阿尔芒娜，送她出诊室时，低声说了句：

“如果我告诉你，我的出发点不是为集体牺牲，仅仅是因为我想让我爱的人别死得那么快……阿尔芒娜，你还会觉得，我是一个爱国者吗？”

阿尔芒娜愣住了。

我没再看她，转身回到诊室坐下，盯着桌面上的薰衣草干花发呆。在我下午咬下司康饼的时候，我就做了这个决定。即使这很可能会对维尔纳的政治生涯造成恶劣的影响——毕竟他是在医委会的证明上为我签过字的，是我在这个体制内“合理”存在的担保人。但他目前为我提交的担保材料均为医疗技术和人道主义层面，并没有涉及到政治纯洁性相关的内容；后者是定期审查者负责的事情。我们之间真正的威胁在于“不当关系”和由此引发的“疑似通敌”。

如果我被捕，只要他们认定维尔纳对我所做的一切一无所知，就不会有人轻易为了一个敌国女人，去杀一个表现良好，且没有对体制产生威胁的国防军上尉，尤其在他同时具备贵族身份和上校好友背书的时候；最多会将他当做军纪丑闻——虽然会影响他的军旅生涯，但至少还能活下去。

如果到了那一步，我绝不会允许他为我殉情。

既然战火随时可能将我们分离——生离也好，死别也罢；无论谁先离开谁，都要替对方活下去。一如我对阿尔芒娜所说，爱人是彼此的史书；一如他的好友迪特里希所说，只要还有人记得我们，我们就不会死。

所以——我不能再躲在阴影里。

我只有知道火焰从何而起，才能将我爱的人置于火焰不会烧到的安全屋内。

哪怕只是为他多争取一丝生的机会……

哪怕只是为了让他多活一天，一小时……

“Werner.”

我将那一小把干花抱在怀里，轻声念着他的名字，

“Werner...please.”

奥古斯特去见维尔纳之前我没有出面，与其让他当着维尔纳的面撒谎说没见到我，不如让他真的以为我回家休息了。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我只来得及与他约定不透露手术的事情，这孩子禁不住追问，因此他所隐瞒的事情越少越好。维尔纳的身体也注定他们的对话不会持续很久，只来得及叮嘱些最要紧的事——据我对他的了解，大部分是我，还有一些必要的公务。

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的谈话只持续了大约十分钟。从病房出来之后，奥古斯特才被亨利医生带到诊室，将维尔纳的安排告诉我——他安排奥古斯特对我编的谎言是：指挥部紧急安排他前往雷恩处理一桩机密公务，来不及回家告诉我，所以安排副官回家取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

我问起爆炸案进展的时候，奥古斯特摇了摇头，说，“爆炸发生的时候，通讯车的附近只有长官一个人。乌尔曼上校认为帝国的形象严重受损，对此非常生气，加上好友受伤，要求严查此事。但是，夫人，我其实对这次演说被打断感到非常高兴。”

“为什么？”

“今天本来的安排，除了对您国家的仇恨专题演说，还要宣告的是：如再有帮助英军的平民，会将上次游行活动中，关在监狱里的学生处决。”奥古斯特露出了鄙夷的表情，“长官和我都认为这是滥用权力。残暴不等于力量，纳粹是在利用权力破坏生命。通讯车如果被用来发表这种言论，还不如被毁掉。”

我把我的钥匙给了奥古斯特，然后在维尔纳睡着后，回到病房继续守夜，护理，擦身，清洁，并在离开病房的时候吻他的嘴唇和额头。直到维尔纳的第一个24小时平稳度过——没有发热状况，创口未见任何异常，我才匆忙地回家梳洗，又很快回到医院。

术后的第一个72小时，维尔纳几乎是在昏睡中度过的。他在术后第40小时出现过一次短暂的低烧，我当时心提到了嗓子眼，但好在仅持续了一小时，推测为伤口恢复中的正常反应。在他不多的清醒时间里，包括来探望的克劳斯和克拉拉在内，我们依然在欺骗他：我过得很好，且对他的伤情一无所知。

奥古斯特说维尔纳对自己的谎言非常满意，“长官很牵挂您，夫人。”他这样转达给我。

“告诉他，我很想念他。”我笑了笑，回答，“从雷恩回来的时候，希望他能带一束薰衣草给我。”

医院里的目光——一如亨利医生所言，大多数人看着我的目光都是复杂的：混杂着同情，感激，以及一些恐慌和惧怕，还有自以为掩藏得很好的鄙夷。而想法只要不付诸实践，永远都是没有实质性影响的东西。凯瑟琳也不可避免地听说了流言，但她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言论，只是看着我的目光带上了同情，闲聊的话题刻意避开和德国人有关的一切，徒留最不出错的家长里短——我知道那是什么。我与她再也不可能像曾经一样，毫不顾忌地“敬露希尔”了。至少她举杯的对象不会再是我。

我不再在意这些。

我选择了爱人的生命——而这个选择并不能简单地用对错来衡量。我只想在我们还能陪伴彼此的时间里，让我们之间只剩下我们。

在这煎熬而周而复始的几天里，我每天照常工作，偶尔回家梳洗，晚上住在医院守夜。既然他们都这么说，我反而不再像过去那般小心翼翼，偶尔有同事带刺地调侃我“体贴入微”，我也轻描淡写地说是为撰写论文做准备。亨利试图以“医学属于全人类”为我辩解，被我拒绝。“想法不是判决书，不会因我们的辩解而改变，亨利。”我说，“您已经为我们做得够多了，我们相爱已经是罪，不想也不该再连累任何人。我理解您作为父亲想保护女儿的心，但女儿也不忍心看着父亲为她承受流言蜚语。”亨利长叹一声，转过身去，把他缠着胶带的旧眼镜摘下来擦了擦。“这破眼镜，真是该换了。老是起雾。”他说。

法国人不愿意再来找我看病（有条件看病的法国人也越来越少），有些小镇居民会在路过我时，小声议论着“德国人的英国婊子”——和玛丽·杜瓦尔如出一辙的评价；我面无表情地路过他们，像一个已经接受现实的绝症患者，而他们在和我对视时的目光，大多噤若寒蝉，其次是嫌恶，最后才是怜悯——唯独不再是同情。

我也迅速学会对加布里埃尔太太泼在我家门口的污水，以及院墙上隐蔽的侮辱性刻痕视而不见，只是用家中残留的旧油漆默默将它们掩盖起来。

有路过的宪兵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不需要。”我头也不抬地说，“我在服刑。”

每当看着维尔纳熟睡的脸时，我总会时不时轻轻吻他，就像他经常在早上醒来时偷偷吻我一样。只是看着这张我熟悉的，珍爱的脸，听他的呼吸，即使他不知道我来过——也足以让我意识到：我们活着，且相爱着，他爱我至深；而对我而言，一切都已经在他的呼吸与梦呓里失去重量。

在命运还允许我们相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

上帝奇迹般地眷顾了我们：维尔纳的创口没有出现渗漏，意识始终清楚，没有出现头痛，呕吐与高热——至少最凶险的那种可能降低了，床头也在第三天的时候开始被抬高。第四至第五天的时候，他可以短暂坐起，且时间陆续增加，无任何不良反应。白天的时候，奥古斯特已经开始将爆炸事件相关的文件送至病房处理，但具体的内容，他也不得而知。

但我知道，我可以让维尔纳见到我了。

我在第五天下班之后，回到维尔纳的病房守夜，而这一次，维尔纳看起来快醒了的时候，我没有离开病房。病房内只亮着昏暗的床头灯。我坐在他的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现在已经可以正常平躺了。他在梦里迷迷糊糊地叫我的名字，还在说“Bleib bei mir...”，我弯下腰，在他唇瓣上轻轻吻一下，感受着他的大拇指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背。一切都是那么安静而自然，似乎我们不是在战时的世界里，而是战争结束后一个再宁静不过的晚上。床边摆着克劳斯和克拉拉送来的薰衣草鲜花，门外有护士们走过时低声交谈的声音，就连“德国人的女人”落进耳朵里，也显得不再那么刺耳，只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大概人在被现实反复摔打之后，会本能地刻意忽视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