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后的几年里，每当我回忆起我这次返回圣马洛的旅途——我不得不说，它简直顺利得如同从一个遥远的梦境世界而来。我在海水笼罩城市般的蓝调时刻里出发，一如1941年10月1日，同一片属于大西洋的青蓝里，我命定的爱人站在我的面前，和这片浪潮一起改写我的人生的那一刻；There's a divinity that shapes our ends,Rough-hew them how we will*——有些事情是在开始的那一刻就标好价格的，只不过身在其中时无以感知。

靠着手里真假混合的证件，和这段时间以来混熟脸的宪兵的几句寒暄，我没费什么力气就登上了前往卡昂的火车，并在卡昂购买当日下午唯一一班前往雷恩的车票。在售票窗口，我得知今天的民用席位已经售空——于是借着在手提包中找限时返程许可的机会，我迅速将几百法郎夹在其中，一起递给了售票员，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得到了一张无座票。

我的收益虽然大多数被拉拉特抽走，但毕竟这行利润可观，我也得以在短时间内攒到了将近一万法郎，相当于我在主宫医院工作半年的净收入。就它的来源而言，我仍做不到像埃尔梅林夫人一般豁达——但金钱现在对我来说，是雪中送炭。我需要钱，非常需要钱。

雷恩是布列塔尼的交通枢纽，前往雷恩的人非常多，我的运气好到在车站走廊内进行身份核查和行李检查时，都没有被发觉返程证明为假——在喧闹滂臭，令人沮丧的走廊里，宪兵们只想快点结束工作。由于我持有勒阿弗尔签发的真证件和军方的工作证明，他们并没有对我起疑，连我给维尔纳织的毛衣都没有拆开。那里面可夹着不少现金！也因此，在挤满人的车厢走廊里，我一直蜷缩着压着行李箱，眼皮打架也不敢真的合眼。厕所因为车厢内太过拥挤几乎无法使用，也没有任何空间用餐。即使如此，也有一些警察和宪兵在行李和人堆间跨来挤去，有几次踢到了我，但他们对我点点头就立刻离开了，并没有对看起来毫无威胁的我多加盘问——也是，这是士气低落的西线，在摇摇晃晃，吱吱嘎嘎，逼仄到连呼吸都不畅快的车厢里，谁会费心思怀疑一个在原地一动不动，满脸疲惫，面黄肌瘦，一口地道法语，看起来毫无威胁的独身女人呢？

由于在中途遇上铁路检修和军事调度，我抵达雷恩时，已经错过了前往圣马洛的晚班火车，只能在雷恩留宿一晚。但幸运之神仍然附在我的行李箱上：我成功买到了第二天最早一班回圣马洛的火车票。

在雷恩中转时，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小插曲——在车站周边选择旅馆时，我被一位和维尔纳年龄相仿的步兵中尉拦住。我本来以为他是要盘查我，结果在我下意识地拿出证件时，他却露出急切的神情，局促地摇着手，示意他不是这个意思。

“请您不要害怕，小姐。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送给您一块巧克力。今天是情人节。”他红着脸，用蹩脚的法语，急促而小声地说，“从您出火车站时，我就注意到您了。您长得特别像我的未婚妻。可我马上就要去俄国了，这几天就要走。我只是想，说不定……说不定，我多做一点好事，就可以让我活着回去见她。”

他似乎很怕我拒绝他，把那块巧克力插进我的手提包里，就转身一溜烟地跑开了。我看着他越来越远的身影，愣了好一会儿。他没有查我的证件，也没有核对姓名，应该确如他所说，只是单纯地思念他的爱人。就像我与维尔纳初识时，他所说的话——战争不承认善意，所以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也都被迫散失掉了。那身制服总是无意间阻碍了太多东西。

远处传来列车运行时压过铁路的碰撞声，流水一般，但是节奏和频率固定而坚硬。我回过神，将那块巧克力从手提包里拿出来，放在掌心里，晃了晃，又端详半晌。

它确实只是一块巧克力。

是啊。情人节到了。

虽然我意识到是情人节的时候，它已经接近尾声。当想念成为习惯，人是察觉不到自己在想念的，就像人不会随时随地都意识到自己在呼吸。但是在被刻意提醒时，心脏会猛地沉下去，会听见自己呼吸停滞的沉重声音。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那一晚在旅馆是怎么度过的了，只记得自己似睡非睡，唯恐错过中彩票般的好运气。直到我通过检查，坐在火车里，听见代表出发的汽笛声响起时，我终于觉得我自己，乃至于我脚下的铁皮，都是真实存在的。我又一次坐在了命运的罅隙里。一切的一切，从我莫名顺利的旅途，到突然出现的德国人，和窗外越来越熟悉的风景，那些亲切的站牌——时光之河似乎在往1941年10月倒流回去，从初春倒退回冬日，最后倒退回我遇见维尔纳的那个深秋。

虽然，倒退的人，只有我。

我的维尔纳，已经向北离开了。

车上非常安静。只有几位旅客的鼾声，和警察走来走去的脚步声。难以言喻的心悸，澎湃和荒凉交替在我胸口，和我的体温，还有远处闪着微光的海面一起，时冷时热地起伏。

一个半小时的旅途后，我顺利抵达圣马洛。

出站时，宪兵看着我的证件皱起了眉头，对着我的脸，比照核对了好一会儿，又向我索要前两程的车票。但我并不是很担心这一步。在离开圣马洛的这一个多月，尤其在维尔纳去了东线之后的最后半个月，我的体重至少轻了十磅，加上略显褴褛的外套，笨重的齐刘海和蓬乱的短发，没人能把我和主宫医院那个“体面”的英国女医生联系起来。

就算真的当场被捕……

也好过死在没有我们的地方。好过就那么糊里糊涂地背着他的牺牲在瑞士活下去。好过在某一天假身份败露，消失在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其他城市。

“这是您的照片吗，比尔肯贝格小姐？”

“是的。”我立刻用德语回答，并递上我在勒阿弗尔的工作证明，“你们应该知道在港口为伤兵截肢有多累，先生们。身份证上是我刚到勒阿弗尔的样子，有效期正好到今天。”

“来圣马洛的事由？”

“探望重病的姨母。我的母亲和姨母都是法国人。姨母在十月因脑外伤卧床，但我直到半个月前才收到消息。我父母在瑞士，无法进入分界线。”

“您姨母的名字是？”

“奥蒂列特·方丹。”

“在圣马洛，还有其他家庭成员吗？”

“姨母的儿媳，我表弟的妻子，艾丽莎·方丹。我的表弟安德烈·方丹在1941年春天去世。”

“您母亲的姓名是？”

“玛丽安·比阿特丽斯·比尔肯贝格。”

“您父亲的姓名是？”

“布鲁诺·比尔肯贝格。”

“方丹夫人的住址是？打算住几天？”

“葡萄藤街12号，方丹庄园。预计停留一星期，返回卡昂。顺便问一下，先生，葡萄藤街怎么走？”

宪兵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我一会儿，终于慢腾腾地把证件还给我，说了句，“出站后右转。”

圣马洛的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太大变化。林立的石屋，狭窄的街道，充斥着海浪独有的潮湿气味的空气。阳光照不到的阴凉处还残余着冰淇淋般的白雪，个别落着调皮的孩子们与流浪猫狗踩出来的小脚印，晴日的淡金色斜切出一片锋利的克莱因蓝。唯一不同的是，有些路边的法国思想家雕像——卢梭，夏多布里昂，雨果——都只剩下基座了。

店铺门口贴着的反犹标语只增无减，配给商店门口还在排着长队，只是人们的头低得更深了些；偶有人瞥我一眼，又很快专注于自己做的事情去了。我在队伍中看见了加布里埃尔太太，她裹着头巾，服饰艳丽，脸上胖了一些，看来向德国人提供线索让她过得不错。虽然还是那副低俗而市侩的样子——这个我并不喜爱的邻居，此刻却给了我一种病态而真实的等待感。

我疾步穿过金雀花广场，直奔菲利普的杜邦书店。我不会蠢到贸然回到那间房子里去。菲利普总是很早开门，因为有些年轻士兵会趁着早上换防的档口，偷溜出来找他要色情杂志。

书店果然开着门。

我没什么犹豫，直接走进去。

菲利普已经又成了中年好色大叔的样子，正趴在柜台上打瞌睡。见我进来，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咳了一声，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我看起来又憔悴又邋遢，所以他没有认出我。

“您好。请问想看什么书？”

“《法国医生》。”我说，“我要艾瑟尔·柯克兰医生的手抄本，加歇先生。我是回来兑现承诺的，关于那枚仰望星空派。”

菲利普愣住了。他猛地站起身，定定地看着我。再开口时，声音已经变成了年轻人的声线：

“上帝。不会吧。圣母玛利亚！”

“我不是。”我微笑着回答，“但希波克拉底或许——”

“先别说这些了！”

出乎我意料，菲利普硬生生地打断了我。他往窗外看了一眼，随后低声而快速地说，“别发呆了，现在，立刻，马上，回你的家里去，艾瑟尔！你的上尉——他还没走。但他明天就要走了，去莫斯科。明天早上六点的火车。我这次没骗你。今天是他们最后的假期……”

奔跑。

发了疯一样的奔跑。

最后的幸运还在继续。没有宪兵拦下我。

我跑得似乎不知道双腿为何物，胸口剧烈地烧灼着，喉咙里都是血的味道。满脑子都是维尔纳的脸。维尔纳叫我名字的声音。分离时他的哭声，审讯室里他签字的场景，他第一次亲吻我时玫瑰色的天光……不停地在我脑海里回放着。

我不记得我有没有摔倒过。只是拼命地奔跑。

跑过电影院。

跑过我们曾经一起走过不到一只手次数的巷子。

跑过我们第一次正式拥抱的拐角。

跑过加布里埃尔太太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