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15日，圣马洛民用医疗体系全部迁移至方丹庄园旧址，命名为“方丹医院”，德方派遣两名尉官级别的军医监察官进驻；主宫医院完全收归军方管理，不再允许法国平民前往求医。同日，希特勒在阵亡将士纪念讲话中称，“苏联红军将于1942年夏被消灭。”

我默默将收音机调到其他的频道，在《Ich küsse Ihre Hand, Madame》的乐声中，平静地修剪头发，把它们保持在齐耳的长度。

壁垒的建设仍在继续，工人们昼夜不停地赶工。偶尔在夜间，我也会被叫去外海禁区担任临时翻译，并在回家后，将我获取到的隧道，城墙等信息记录下来，再找合适的机会交给菲利普和阿尔芒娜，或者送到火车站附近的老港旅馆。但无论白天黑夜，我总能看到远方被轰炸而起，翻飞的浪花；轰炸机在蓝天中飞过——有些来自我的祖国，每次它们飞过头顶时都会带来一阵骚动。所有人被要求迅速躲入避难所里，有时还要在冰凉的海滩上过夜。法国的工人在小声议论着英军对布洛涅-比扬古的雷诺工厂进行的轰炸，言语间难掩愉悦。

托特组织的人问我，“他们在聊什么？”

“在聊佩姆波尔椰奶小牛肉炖菜＊的做法。”我说。

我麻木地听着视线之外的轰鸣声——那种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下一秒的感觉，睁着眼睛，盯着灰色的水泥顶，看着石灰和泥沙如同时间沙漏簌簌下滑，也看着死神在自己身边兴致勃勃地跳舞。而这只是后方并不激烈的战场，巴黎，伦敦，柏林平民被迫成为日常的日常。我更无法想象维尔纳正在前线经历什么，是不是在我思索这些鬼东西的档口，正有炮弹在他的身边落下。

菲利普把我的信寄了出去。但维尔纳没有回信，那张他曾提及到的巴黎的照片，也并没有寄过来，我只能通过阅读他留下的书，看着他在不同时期留下的字迹，回忆他拥抱我，亲吻我的样子。而我们没有渠道知道东线的战况。我试图用未婚妻的名义向普通士官们打听，只得到了一句“还在持续补员”。

即使如此，我还是坚持给维尔纳写信，每天都写，有时候一天会写两三封。有一次我给菲利普带去了十封信；有一次我寄给他饼干，还有一次是卷烟纸和肥皂。

“冯·比尔肯贝格夫人，我希望你还有钱买墨水。”

菲利普揉着一边的牙，哼哼唧唧地说。他看着我的表情就像生吞了一整盘的仰望星空派。

“你什么时候把那本书送给我？”我问。

“我还没看完。阿尔芒娜也很喜欢它，但是我们一致以为它更适合你看——我们还没看到结局，所以它也可能不适合你。”菲利普说。

除此之外的时间，我再次开始翻阅书房内的医书，除了我本职的外科，我着重注意妇科与儿科——我的例假还是没有来。而且，在其中一天，我与一些士兵共同用餐（作为众所周知的德国军官的女人，偶尔他们也会招呼我一起用餐），闻到牛奶与沙丁鱼的味道时，突然一阵反胃，跑到一处石头后，吐了。

我身后的士兵们爆发出一阵大笑。有位年轻的国防军下士跟过来，递给我一小杯啤酒。“我只有这个能漱口了，夫人。”他认真地说，“清水还没有送过来。不过，比起清水，用啤酒漱口会让您觉得更舒服一些，麦芽的香味可以压下呕吐物的酸腐味道。”

“谢谢。”

我接过去，按照他说的办法试了试，果然难受的感觉消减了许多。

“确实舒服多了，下士。”

我狼狈地用手帕擦着嘴。他看着我，温和地笑笑，委婉地说，“我妻子当时也这样。这个办法，还是她在信里告诉我的。”

“当时？”

下士脸上一红，“怀孕的时候。”

我看着下士年轻的脸，勉强笑了笑，“恭喜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男孩。他叫□□。”下士站直身体，对我正式地敬过军礼后，方才说，“冯·比尔肯贝格上尉一直默许我用他副官的打字机给家里写信。他只让我背过一次圆周率，所以刚才看到您的反应，我不能坐视不管。”

我终于想起他是谁——那个给自己的妻子写家信，“我爱你，就像无穷无尽的圆周率”，一个十九岁的年轻父亲，还没上过战场。我本想再和他聊几句，问一下他的姓名，但他被他的指挥官叫了回去，对话也被迫中断。这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我得知，这位下士第二天在防波堤附近的海域巡逻时，为拦截一艘试图逃往自由法国军队的渔船，不慎坠入海中，尸骨无存。船上载有十人，均被捕入狱，后被德方判处终身监禁和苦役＊。

三月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空袭与海战，锤子和钢筋叮叮当当的捶打声，还有加布里埃尔太太家的抱怨和唱片声中，悄无声息地滑进四月。初生的嫩绿已经成为幼年期的透绿，树叶开始可以在雨水与风声中沙沙作响，天气转暖，金雀花，紫罗兰，野生水仙和银莲花已经陆续开放。珂赛特和弗朗索瓦丝每周会过来为“艾瑟尔”献一束花，有时是两束——她们是知道“我”并没有死于传染病的，只是不知道“拉文德”就是我；又或许她们心中隐有猜测，只是战争时期，女人之间，往往不愿意戳破彼此的秘密。但除了她们两个，我并没有见过其他的修女前来悼念。

有一次，她们结伴来献花时，我正好在院子里松土，准备栽种薰衣草和绣球花。

珂赛特突然询问我，“比尔肯贝格小姐，您的未婚夫来信了吗？”

我没想到她会主动和我说话。我还是艾瑟尔的时候，和她并没有交集，仅打过一次照面。愣了一下后，我苦笑着摇摇头，“已经一个月没有来信了。二月末，一次性来了三封。”

“所以……苏联那边，来过信了？”珂赛特脸色苍白地问我。

“我想是的。”我说。

“那如果没有收到，是不是……”

“战争时期，邮政总是很慢，嬷嬷。”

我不知道是在和珂赛特闲聊，还是在安慰我自己。事实上我最近做梦，偶尔也会梦到自己收到那种信，维多利亚晚期的讣告用纸，边框是黑的，印着的却不是黑色皇冠＊，而是铁十字和一只被折断翅膀，剪掉喙和爪子的鹰。

珂赛特捂住嘴，眼圈发红，看起来非常悲伤。她依靠在弗朗索瓦丝身上，弗朗索瓦丝也是满脸悲戚地搀扶着她。见状，我将脏兮兮的手在裙子上擦了擦，又随手去擦汗。

“两位嬷嬷，介意进屋小坐吗？正好还有一些热水可以喝。”我说。

她们没有拒绝我。我简单招呼了她们后，为她们倒水。在拉开柜子时，我看到维尔纳留给我的一小罐红茶。我从未打开过它，出于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原因，是纪念？还是等待？还是回忆？“我攒了一个月的红茶，不喜欢，就摆在那里……”

他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了起来。我迟疑片刻后，拿出了那罐红茶。我把散茶随意丢进壶里焖着——现在我不能再像我熟悉的英式冲泡法那般讲究。

“夫人，您也喜欢喝红茶？”弗朗索瓦丝问。

“不喜欢。”我微笑着回答，“是维尔纳留下的。但我觉得他不是为我留的——这房子的前房主，是个英国女医生。而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嗜茶如命。”

珂赛特从进屋起就没有说话，只是盯着茶几上，维尔纳寄来的那几封信发呆。她们来之前，我刚将维尔纳寄给“拉文德”的信反复阅读过几次，就像她们的晨祷——她们歌颂上帝，我在思念丈夫。我们都将其中的字句深深刻在灵魂上。

“虽然……但您的未婚夫，和柯克兰医生，都是很好的人。她待我，有救命之恩。”弗朗索瓦丝试探地说，“柯克兰医生去世后，冯·比尔肯贝格上尉曾经来过修女院，请求芳妮嬷嬷——您可能不知道，我们的院长——每天为她点一支蜡烛，在礼拜日的弥撒里为她祈祷。”

我的心骤然一沉。“是吗。”我握住裙摆，强作镇定地说，“他为什么这么做？”

弗朗索瓦丝看着我的眼睛说，“既然柯克兰医生已经是亡人，您又是上尉现在的未婚妻，我想，也没什么不能和您说的。在那之前，上尉先生曾经受过一次很重的伤。是柯克兰医生救了他，彻夜在病房陪护。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之间的……恋情，才为人所知。此前也有流言，但是一直没有证据。直到去年的圣诞节，柯克兰医生被盖世太保逮捕，很快死在监狱中。而上尉先生也因为与敌国女子的恋情而受罚，被留任审查，所以没有和83师的士兵一起离开。”

“留任审查没什么不好。”珂赛特在这时突然开口，闷闷地说，“比起去那种地方——”

“夫人！您的国家是中立国，可能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弗朗索瓦丝连忙打断珂赛特的话，握住她的手，依然看着我说，“……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弥撒里听到柯克兰医生的名字时，窃窃私语的人们……”

弗朗索瓦丝的话并没有说完。

院子里突然响起皮靴碾压石板，不紧不慢的脚步声。我尚且还没有从弗朗索瓦丝的叙述中回过神来，家门就被敲响了。

我与两位修女对视一眼后，起身去开门。

“哪位？”我问。

“少校，卡尔·林德伯格，冯·比尔肯贝格夫人。”

我全身猛地一颤，立刻转头看向珂赛特和弗朗索瓦丝。她们也迅速站起身。弗朗索瓦丝尚且冷静，年轻一些的珂赛特已经开始发抖。“盖世太保……”她小声说，又被弗朗索瓦丝捂住了嘴。

“我不认识您。您是哪一位？……是我未婚夫的朋友吗？”

我一边说，一边指着地窖的方向。弗朗索瓦丝会意地点头，拿起桌子上的两个杯子，带着珂赛特迅速躲到楼梯下的储藏间——那里通往维尔纳和奥古斯特挖就的地窖，但乍一看，它只是一个储藏小推车和家中旧物的逼仄小间。我来不及告诉她们暗门的位置，只能在心中祈祷林德伯格不会搜查我的房子。

“我是来还钢笔的，夫人。”林德伯格说，“那天在邮局，我借用了您的钢笔。另外，还有一封您未婚夫的信件——来自伊尔门湖畔。”

“您亲自来……”我听着地窖里的声音渐渐平息，木然地问道，“是带黑边的那种吗？”

“不是。”

我突然间觉得一阵晕眩，随即而来的，是巨大的脱力感。盖世太保上门的恐慌，和终于收到维尔纳信件的狂喜仿佛两只带着尖刺的手，一起插进我的胸腔，将心脏挖出来鲜血淋漓地拧攥，一点点将我与维尔纳的记忆残片挤出来，无声无形地消散在空气里。眼泪伴着如释重负的柔软和热流，不受控地从我眼中流下，我捂住嘴，颤抖着喘着气，尽量不让自己变调的尖叫和呕吐物一起涌出喉咙。

林德伯格又敲了敲门。

“冯·比尔肯贝格夫人？”

他听起来有些不耐烦了。我缓了一口气，终于将门打开。

林德伯格那张似笑非笑的脸出现在门口。他紧紧地盯着我的脸，更准确的说，是我的眼睛；他似乎要把我的脸盯出一个洞来。

他的手中确实拿着一封信。没有黑边，信封上是我熟悉的，维尔纳的字迹；上面别着一支钢笔，正是在邮局那天，我借给他的那一支。信看起来密封完好，但我知道，他肯定已经拆阅过了，就像现在摆在我家茶几上的那三封信。

林德伯格没有立刻把信给我。他把信随手揣进衣袋，手背在身后，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可以进来喝杯水吗，夫人？”

“当然可以，少校。”我说。

林德伯格微笑着点点头，慢条斯理地走进室内。黑色制服在并不明亮的客厅内显得更加令人不安，而盖世太保红袖标的颜色，在这一切昏暗的衬托下，越发显得像刺眼的血迹，和他阴森森的笑容一起，让人觉得胆寒。

“为了把您的钢笔还给您，我去主宫医院慰问了那位没能寄出邮包的女士。”接过我递过去的杯子时，林德伯格说，“我告诉她，如果她告诉我是谁送她来了医院，就承担她之后寄出包裹的所有费用，并且以秘密警察的名义，保证她的包裹都能顺利送达。她欣喜若狂，于是毫不犹豫地告诉了我，是冯·比尔肯贝格上尉的未婚妻，一位名字叫‘拉文德·比尔肯贝格’的瑞士女士——以及一个和达芙妮·杜穆里埃风靡欧洲的名作，完全相同的故事。我最近，可是在圣马洛经常听到您的故事，夫人。”

“那是什么？”我垂下眼，看似满不在意地问。

“您不知道？”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