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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俄罗斯的德国复活节兔子：
愿上帝保佑你，我的爱人。
我接受你的落款。但我认为它还不够狂妄，你该写成“丈夫和父亲”。
我怀孕了，亲爱的维尔纳。所以你可以不用再给“我们的孩子”加上括号或者任何不确定的描述了。情况顺利的话，我将在十月末到十一月初生产，这会是一个在海雾的潮湿，与秋冬季独有的清凉气味中出生的孩子。我有直觉，他（她）会拥有你的眼睛，蓝莓杜松子酒一般，让人沉醉，又在果香气息中联想到夏日黄昏的颜色。
广播里说，今年夏天，战争就要结束了。无论最后是什么结果，你都要将你临走前说的话尽数兑现，买回圣马洛所有的被子和枕头，因为到那时，我可能连走路都很疲惫。（你不许在妇产科的走廊里哭。）
请不要担心，我和孩子都过得很好。教会为我送来了一些孕妇用品，和一份写满注意事项的清单，上面还有一些解决孕期烦恼的小技巧。嬷嬷们在清单上为孩子留下圣母玛利亚的祝福，一位珂赛特嬷嬷在纸的空白处，为我们的孩子绘制了一对可爱的小天使。
我一直在给你写信，我每天都在写……我已经记不清写过多少封。写给你的信已经成为我的日记。或许，现在给你写信的时候，你已经收到了我寄给你的饼干，卷烟纸和肥皂。
我最近收到的你的一封信，是3月7日，你在伊尔门湖畔写给我的信函。知道你健康平安，让我非常安慰。另外，如果你能收到这封信，下一次回信的时候，请告诉我奥古斯特·拉夫勒少尉的消息，据说他曾经帮助圣玛格丽特修女院修复屋顶，上帝的信徒们总是心怀感恩，她们很关心他的近况。如果没有消息，也请告诉我。
你说要我为你种下一株薰衣草花，我照做了，在我收到你来信之前的两个小时。这条街的名字是绣球花街，我希望夏天时，院子里会花团锦簇，所以也栽种了一些绣球花。我想你会喜欢它们的。请替我向谢尔盖和娜斯佳转达来自法国与瑞士的美好祝愿，并感谢他们对你的照顾。
我衷心地希望和祈祷你害怕的事情不会发生，它一定不会发生的。上帝会眷顾每一个善良而纯净的灵魂，两位老人相携走过战争的泥泞，走过半个世纪的岁月……这是一件多么值得赞美的事情啊！
亲爱的维尔纳，有一个想法我想与你分享。我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翻译员，因为我来自德语区，又擅长法语。但我还是希望能够继续从事乡村医生的工作。外国人要进入民用医院体系和医师协会，都存在现实困难，所以我在考虑用我的积蓄，开一家小型私人诊所。既是我本来的职业，收入也会更加稳定。最重要的是，这能够让我免于久站，大多数时间我可以坐在诊台后，即使到了大腹便便的孕晚期，我也不至于失去经济来源。希望占领军能够看在你的面子上答应我。
在诺曼底的时候，我非常讨厌芜菁，因为它没有任何味道，简直是植物里的白水。茱蒂丝和塞巴斯蒂安也是这么认为。可我现在却非常喜欢它，至少我吃它的时候不会觉得恶心。但就连它的供给也越来越少了，总是需要排队。有一次我看到一辆满载芜菁，胡萝卜和卷心菜的军车，有些法国人追着它跑。但很遗憾，没有一棵菜掉下来。罐子里的布列塔尼饼干还剩一点，茱蒂丝说，熬过了最初的几个月会胃口大开，到时候，我可以吃任何我想吃的东西。
（希望我不会变丑。虽然我并不漂亮。）
我拜托杜邦书店的老板帮我订购育儿手册，等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阅读。另外，我还准备去裁缝店订购一些布料，我要为我们的宝宝制作小衣服和缝制尿布。我不知道怎么说，亲爱的，即使我曾经见证过数次新生命的诞生，但当自己成为一名准妈妈之后，我还是觉得非常神奇——即使这在战争时期，在物资并不充裕的布列塔尼，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好时机。你知道我的性格，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母亲……但我希望我还是我，与你相爱的我，爱着医学事业与《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的我。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成为他或她想成为的样子，希望他或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和平成为永恒的夏日。
你会是一个好爸爸。我知道你。
我在比尔马，巴黎和诺曼底的乡下工作时，曾经为母亲们接生，她们因为宫缩时的疼痛而尖叫……她们的声音听起来都非常让人疼痛，即使我从医多年，每次见证新生命的诞生，我都衷心地为选择成为母亲的女孩们（无论年龄，我喜欢统一称她们为女孩）而热泪盈眶。我钦佩她们的勇敢，同时也为她们经历的痛楚而揪心，恐惧。再过一段时间，那种疼痛，被剃光毛发和当众排泄的耻感，也会来到我身上……这些都让我很害怕，亲爱的。我能想到我躺在产床时的样子，我的胃部已经拧在一起了。我也见过许多因此遭遇不幸的女孩们……
我害怕，维尔纳。我很害怕。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请握住我的手，陪在我身边吧。
你走的那天，我曾经说，交给命运去选择。坦诚的说，我不是虔诚的教徒，因此并没有对自己“需要一个孩子”这件事奉为金科玉律，尤其我身为医生，无论是教科书还是病人，都让我对生育为女性带来的困扰有明确的认知。我曾经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尤其是你与我分离之后——生育权作为一种权力本身，并没有对与错，只有是否选择行使。母亲生下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会成为修女，乞讨者，还是医生。谁又知道和平年代会这样快的结束？没人知道命运会如何发展，一切的一切，早就在我们的一次次选择中顺行逆转，又或许，连这些顺行逆转都是命中注定——就像我遇见你；像我们于彼此生命中出现，以彼此为岸的爱情故事。
而对于如今饱受离别之苦摧残的我们，我想，是上帝不想让我们在等待与孤独中枯萎下去，所以赠予我们生命与希望之礼——我们的劳伦斯或爱默伦丝，能让我在漫长的黑夜里，坚持到你穿越俄罗斯的泥泞与风雪，披着海雾与晨曦，一步步走过如梦似幻的岁月，走进绣球花街1号的院门，站在我的面前。
到那时，你将不再是旅人，黎明也不会再杀死月亮。没有任何国籍与军令再能拦住我们。我穿着白大褂，而你不再穿军装……
所以，我的维尔纳，请你为了那一天的到来，坚强地活下去。为了你能陪着我面对那一刻的恐惧，也为了你能亲耳听到孩子叫你Papa，你要亲口告诉他或她——“爸爸爱你。”
我们都期待着再次见到你。我的心永远与你同在。我爱你，永远是你的爱人。
再次愿上帝护佑你。千万次。
问候和亲吻
你的妻子
拉文德·比尔肯贝格
1942年4月3日
于圣马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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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林德伯格的威胁，寄出这封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给维尔纳寄信的频率低了许多。另一件事，则是我的孕期反应比想象中更严重，除了土豆，芜菁和肉桂泡水，几乎是吃什么吐什么，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虚弱无力——这种反应一直持续到我孕期的第四个月，才慢慢好转。这导致我在短期内几乎不能接受德军的翻译委托，更无法实施我开办私人诊所的计划。我选中的位置是此前作为联络点的查尔皮太太妇科诊所，由于她死于梅毒，军方恐惧性病，始终不愿征用那间房子，一些医疗设备也没有搬走，倒是给了我可乘之机。
这段时间内，只有弗朗索瓦丝敢借着教会的名义来看望我。她来的时候，总是抱着小索朗日——襁褓中会藏着亨利为我省下的配给票，菲利普和阿尔芒娜需要翻译的文件，他们写来的问候，有时还有钱。阿尔芒娜通过信笺告诉我，她已经偷偷为我在方丹医院预留了十一月初的床位。“希望那时医院不会被空袭炸毁，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的炸弹。”
珂赛特本来也想再来见我，但她还很年轻，只有十九岁，我们一致不同意她冒险。弗朗索瓦丝说，珂赛特和奥古斯特连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过，碍于修女与占领军军官的身份，他们从来都只是远远地望着彼此——一如初识时，我和我的维尔纳。但或许也没那么贴切，毕竟维尔纳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我改善关系的尝试，即使那时他并不知道我是英国人。
“拉夫勒少尉拜托上尉先生，给珂赛特送了一枚十字架。据说是少尉的祖母留下的。那时，他已经在去往东线的火车上了。”
我们一起给孩子缝小睡衣时，弗朗索瓦丝告诉我。索朗日在她带给我的小摇篮里睡着。
“夫人，拉夫勒少尉多大了？”
“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是二十三岁。”
“那是个好孩子。”她亲亲索朗日的小脸，“至少比来妓院那些德国人好上太多了……其实我觉得，索朗日的长相，不像法国人。但这些话，我不能和芳妮说。”
我安慰弗朗索瓦丝，“但她的教父确实是德国人。”
“有些时候，我也会后悔生下索朗日……但她毕竟是我的女儿，我没办法控制自己不爱她。怀着她的时候，我一度想过堕胎，但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妓院，都不能支付高昂的堕胎费。希望她长大之后，是个金发碧眼的天使，别像林德伯格那种混蛋一样……”弗朗索瓦丝说，“话说回来，夫人，那天之后，上尉还有寄信回来吗？”
“没有了。”我的手放在微微隆起的腹部上。“寄回沿海禁区的信，不会那么快的。”
“也是。”弗朗索瓦丝遗憾地回答，“从德国寄信过来，半个月都算非常快了——更何况您的信是从俄罗斯来。”
“弗朗索瓦丝，你总是来见我，不安全。我并不知道盖世太保什么时候会来逮捕我。”
“别说不幸的话，夫人。我是个妓女，而我见过您穿白大褂的样子。是您给了我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您是医生，比我更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林德伯格真的来拿人，就让我去吧。到那时，索朗日会成为所有抵抗者的女儿，而不是……”弗朗索瓦丝笑了笑，把小衣服递给我，“我绣了一颗苹果，男孩和女孩都能用。”
我注视着弗朗索瓦丝恬静的侧脸，回忆起那次让我失去第一个孩子的拘捕——我至今都不知道是谁举报了我的消极治疗。维尔纳在那之后也试图调查，但是没有任何结果。他说，他只查到是医院里的人，可能是护士，也可能是医师，但毋庸置疑，是个身份敏感的人。
“你刚说了，别说不幸的话。”
我握住弗朗索瓦丝的手，“我们都要活到战争结束。等到那一天到来，我们两家人，要一起去海滩上野餐，去老城墙上漫步。你也不是妓女，弗朗索瓦丝，你是索朗日的母亲，法兰西的女儿。”
而我怀孕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有一次我在配给商店靠着孕妇优先配给卡排队领取土豆，因为闻到旁边一位女士的廉价香水味，不得不挪出队伍呕吐，而等到我回到队伍中时，今天的土豆已经被领取完毕，再次排队要等到下一周。
而我越发尖酸和狼狈的模样，更让人无法将我与“柯克兰医生”联系到一起。那个曾经门口被涂上“Putain”，遭人白眼的英国法奸，正逐渐被圣马洛遗忘，大家记得的，是在弥撒中被上帝和圣母纪念，免费为孩子诊病，为法国人能得到一张病床不惜被打耳光，不幸死于盖世太保手中的英国女医生；即使“拉文德”现在对外的身份是瑞士人，“德国人的女人”这个称呼，仍然足够让我饱受非议——这里是占领区，不会有人因为我是孕妇，而对我怀揣半分善意。我日益隆起的腹部只会让我的生活更加不体面，门口被倒污水，玻璃被打碎，都是家常便饭，我不得不借助“军官未婚妻”的名头来处理这些纠纷，并且要求法国人支付修缮房子的费用。无论价格多么高昂，我都要求他们必须赔偿，并在法国警察或宪兵的监督下帮我将损失恢复原状。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有些面熟，但我记不得在哪里见过，有可能是我曾经在主宫医院接诊过的病人。
“如果是柯克兰医生，她绝对不会像您一样理直气壮，来自瑞士的女士。柯克兰医生虽然做过不体面的事，但她从未为难过法国人，甚至还救下过一名同样不体面的法国女性。”那男孩忿忿不平地修着玻璃，抱怨道，“您知道这一小块玻璃要花费我多少钱吗？这是我在码头上三天的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