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法庭比沈则想象的要大。旁听席有三排，坐满了人。林芳坐在第一排靠右的位置，旁边是李默检察官和几个检察院的人。左边坐着赵鹤鸣的家属——他的妻子，头发花白，眼眶红肿，手里攥着一团纸巾。律师团队坐在辩护席上，三个人，都是深色西装，表情严肃，面前摊着厚厚一摞文件。

被告席上，赵鹤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没有穿警服。他的头发比两周前更白了，肩膀有些佝偻，但腰背还是挺直的。他看到顾深走进来的时候，目光跟过来，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

顾深走向证人席。法警引导他站在证人席后面，举起右手。

“我宣誓，”顾深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法庭里很清晰，“我将如实作证，毫无隐瞒。愿上帝助我。”

他放下手，坐下来。证人席是一把高背木椅，面前有一个小桌板，上面放着一本圣经和一瓶水。他坐在那里，后背没有靠椅背，目光落在法官席上方的国徽上。

审判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戴着黑框眼镜，表情严肃。“请检方开始询问。”

李默站起来，走到证人席前面。她的步伐很稳，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请说一下你的姓名、年龄、职业。”

“顾深，二十五岁，省公安厅重案支队犯罪心理学顾问。”

“你和本案被告赵鹤鸣是什么关系？”

顾深的目光没有往被告席看。“他是我在省厅的导师。我本科毕业后，他把我推荐到了省厅。”

“除了工作关系，你们还有其他关系吗？”

“他是我妹妹顾念被害案件的负责人。”

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林芳的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

“请详细说明。”李默说。

顾深的声音很平，像一条直线，没有起伏。他从顾念失踪的那天开始讲——2010年5月17日，雨天，她穿着校服，背着粉色书包。他讲到实验小学的地下室，那些铁门，那些没有窗户的房间。他讲到了“红色标签”，讲到了陆鹤亭的实验，讲到了顾念被关在黑屋子里的六天，讲到了她最后在墙上刻下的那些字。

他的声音始终没有变。但旁听席上有人在哭。不是大声的哭，是那种压抑的、用纸巾捂着嘴的、肩膀一抽一抽的哭。赵鹤鸣的妻子在哭。林芳的眼眶也红了，但她没有哭，她看着顾深，嘴唇抿成一条线。

“这些信息，你是如何得知的？”李默问。

“部分来自我的记忆。部分来自陆鹤亭的实验记录原件。部分来自省城实验小学的幸存者和知情者。”

“你的记忆曾被封锁过。这一点，辩护方可能会提出质疑。请你向法庭说明。”

“我的记忆在十五年前被用一种药物辅助的记忆抑制技术封锁了。今年，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我的记忆逐步恢复。恢复的过程由心理咨询师宋辞全程监督和记录。相关记录已经作为证据提交。”

李默翻开文件夹。“你还记得顾念最后说的话吗？”

顾深沉默了一秒钟。

“她在墙上刻了六天的日记。最后一天，她刻的是——‘哥，我不疼了。’”

旁听席上，赵鹤鸣的妻子哭出了声。法警走过去，递给她一盒纸巾。

李默点了点头。“我没有问题了。”

审判长看向辩护席。“辩方可以开始询问。”

辩护律师站起来，姓周，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走到证人席前面，距离顾深大约两米，停下来，双手插在裤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