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司正式离职的第二天，我一人一箱飞去上海，在徐汇区一个老旧小区租了间二室。

我到上海以后，把自己所有的联系方式又大换血一遍。除了少数几个从前的朋友，大部分人都不再联系。

我已经想清楚，要彻底从头开始，那就不要给别人，也不要给自己留任何退路。

把自己安顿好以后我就开始找工作。第一年我找了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公关，业余时间帮郭师兄做些音乐剧的翻译。

他那个剧运气挺好，拉来一个比较大的赞助，请了一位流量演员来演。剧第二年上映后反响不错，陆陆续续又有好几个项目找我当翻译。

我权衡了一下就辞掉大厂的工作，专干剧本翻译。

干了一阵我觉得翻译不太稳定，又重新找了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是一家国营出版社的编辑。

这份工作钱少活闲，旱涝保收还不用坐班，和我的兼职搭配起来非常完美。

日子一晃就是三年。到第四年，我换了一间大点的租屋，买了辆30万左右的二手车，还加入了当地一个摄影团。

有时候周末我们一帮人会一起自驾去江浙拍片，顺便在沿途的农家乐餐馆里搓一顿。

不过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宅在家里看看书做做饭。我在家里养了很多香草植物，什么薄荷迷迭香之类的，周末煎牛排的时候顺手摘两片叶子做配料。

有一段时间我还养了一只流浪猫，但那只猫住了一段时间突然离家出走了。我笑自己天生是个孤星命，连猫都不愿意陪我很久。

总之日子被我过得越来越单调，也越来越纯粹。孤单久了，我甚至对这种生活上了瘾。就像喝一杯不放糖的黑咖啡一样，又苦又香。就连有些热心人士要给我介绍女孩子，我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我算是看清了自己，我给不了别人那种正常的爱情，感情上的路已经被我自己走死了。

只是偶尔当我走在路上，看到甜甜蜜蜜黏在一起的情侣，我的心里还是会划过一丝酸涩：

曾经我也拥有过这样梦幻的时刻，但最终这一切还是离我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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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版社的大楼在福州路附近，离最繁华的外滩只有一条街。但是很少有人猜得到我们大楼有多破，破到连收破烂的都不一定愿意进去。

我每次去单位都是一种心理上的煎熬，幸好我去的次数很少，基本上一个月就一两次。

有一天领导又通知我们开会，让我们各自报一下最近联系的新作者。

我们编辑部每个编辑负责不同的选题。我负责军事类小说，还有负责言情，悬疑，都市之类的。我最近正好联系上几个新的作者，就给领导报了一下。

领导是个50岁左右的老文青，姓郑，复旦毕业，鼻子上永远架一副黑框眼镜。

他和老蒋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如果老蒋是老狐狸，这人就是老鸵鸟，又拧巴又墨迹。

我给他报告后，他没说话。转头又问坐在我对面的同事，一个叫程雅馨的女编辑，负责悬疑板块的。

程雅馨说：“最近没找到什么特别靠谱的，我还在搜各种小说网站。”

老郑说：“不仅要搜国内的，国外的也要搜。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两个外国作者，你有联系他们吗？”

程雅馨说：“克里斯托弗赛亚我问了，版权被意文签走了。”意文也是一家大的出版集团，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老郑低低骂了一句。他特别喜欢爆粗，但每次爆都显得很滑稽，因为他气质压根就不是社会人那一类的。

程雅馨继续说：“还有一个斯宾塞李，我给他的经纪人发邮件了，他们还没回我。”

老郑说：“你今天再发一封邮件，写得诚恳一点。跟他们说我们出版过很多国外当代悬疑小说，把名字列一下，省的人家怀疑我们的资历。”

程雅馨“哦”一声。老郑回头又跟我们说：“大家也想想办法，手头有什么资源都用起来。否则好作者都被别的出版社抢走了，那还要我们干什么？都喝西北风去算了。”

我们各自答应。老郑又转头对我说：“张羽，你说的那几个作者，把他们的作品发给我看一下，我怕他们年纪太轻了，写出来的东西幼稚。”

我说：“好。”这些年我也学乖了，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

开完会我们几个人一起下楼。程雅馨走在我旁边嘀嘀咕咕：“斯宾塞李怎么会鸟我们，人家要卖版权也是卖给意文它们。老郑老是异想天开，用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

几个同事安慰她一番，她又抱怨了几句才心情转好，和另外一个编辑商量去旁边的星巴克买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