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重新挤出一截钛白。颜料从管口挤出来，像一声叹息。

放学后，我独自留在画室。夕阳西沉，把白蔷薇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翻开卡萝送我的素描本，一页页看着那些曾经的瞬间：我在窗边发呆，在画架前皱眉，在咖啡馆里不知所措。

最后一页是新添的：我蹲在旧楼后院挖蔷薇的背影。右下角多了一行小字：

「根扎得深，才能走得远」

夜深了，我铺开一张新画布。没有打草稿，直接蘸取最深的群青，画下记忆中的旧艺术楼——不是它倒塌的样子，也不是它崭新的模样，而是那个午后，阳光透过积灰的窗户，照见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画到凌晨，我在画面的角落添上一株白蔷薇。它不在窗台，也不在后院，而是从砖缝里生长出来，根系紧紧抓住斑驳的墙面。

第二天，李老师来看画。他在《记忆的肌理》前站了很久。

“她走了？”他问。

“嗯。”

他点点头，目光落在那幅新画上：“这个更好。”

“为什么？”

“有了温度。”

我把卡萝的信夹进素描本，连同那朵干枯的白蔷薇。画室角落的折叠凳我没有收走，就让它留在那里，像一个安静的约定。

北方的艺术学院很远。但我知道，有些根已经扎得太深，无论走多远，都会在同一个春天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