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声的对话持续了一周。她拍北方的枯树枝，我拍南方的青苔；她拍结冰的窗棂，我拍湿润的墙根。我们不再用文字交流，只是用图像告诉对方：我在这里，我看着，我记得。

周五晚上，我终于订了去北方的机票。不是现在，是两个月后，等这个学期结束。

我把机票订单打印出来，放在画架上。然后继续画那幅红与灰的画。这次，我允许两种颜色在边界处轻微地交融，形成一条模糊的过渡带。

深夜，卡萝发来一张素描：一只手握着一支炭笔，在纸上画着另一只手。无限循环的画面。

我明白她的意思。我们都在画对方，也都在被对方画着。这种相互的凝视，已经成了我们存在的方式。

获奖后的第二周，热度渐渐消退。画室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偶尔会有外系的学生在门口张望，想看看“那个获奖的怪人”。

我不再解释我的画。有人问起，就指指墙上的新闻纸习作。那些受潮炭笔画下的线条，那些混合污浊的色块，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明一切。

雨季即将结束。某天清晨，我发现那盆红土里的绿芽长出了两片叶子。嫩绿的，带着异乡的生机。

我画下这株不知名的植物。用最细腻的笔触，画叶片上细微的脉络，画茎秆上细小的绒毛。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耐心地描绘一个生命。

画完成时，我在背面写了一行字：

「所有的根，最终都会相遇」

没有寄出。只是把画靠在窗边，让南方的阳光照着它。等着两个月后，亲自带它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