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雨下得人心发慌。画室屋顶漏了水，在墙角积起一小滩，映着灰白的天光。我正对着那盆日渐茂盛的陌生绿植写生，林楠举着一个包裹闯了进来。

"又是北方来的！"她把包裹塞给我，语气急促，"这次不一样，封口贴了胶带，还写着'急件'。"

包裹很薄，摸起来像只有几张纸。寄件人地址依然空白，但"北方"二字写得格外用力，几乎划破纸面。我小心地撕开胶带，里面没有画，只有一封信——真正的信，写在横格信纸上，字迹潦草，布满涂改的痕迹。

莉安，

写这封信时，窗外正在下雪。北方的春天像个谎言，明明已经四月，昨夜却突然降温，雪积了半尺厚。

艺术进修班的资金链断了。赞助商撤资，说我们的作品"缺乏商业价值"。下周末就要搬出宿舍，老师们在帮忙争取其他机会，但希望渺茫。

我昨天去看了外婆曾经想考的美院。铁门紧闭，门口的保安说闲人免进。我在对面的便利店坐了整晚，画下了每个进出的人。他们脸上都带着我永远无法拥有的从容。

也许我该回去了。回到南方，找个工作，像大多数人一样。

但这里的红土还在等我画它。我说过要替外婆把没画完的画完。

卡萝

信纸右下角有一小块水渍晕开的痕迹，不知是雪水还是泪水。

信纸在我手中停留了整个下午。雨水持续敲打着画室的窗户，节奏急促，像是在催促什么。

我把信小心折好，塞进素描本的夹层。调色盘上的颜料已经干结，画笔僵直地立在洗笔筒里。那盆来自北方的绿植在窗台上轻轻摇曳，它的叶子又长出了两片。

林楠时不时看我一眼，欲言又止。终于在下课前，她走过来："需要帮忙吗？"

我摇摇头，开始收拾画具。动作很慢，每一支笔都擦拭得格外仔细。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宿舍。而是去了还在营业的打印店，把卡萝寄来的所有画作复印了一份。火车站候车室的老人，街边的烤红薯摊，旅馆窗外错综的电线——这些画面在复印机的光影下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回到家，我铺开所有复印件，它们像拼图一样散落在地板上。我蹲在其中，试图读懂每一根线条背后的故事：那个在候车室打瞌睡的老人，他要去哪里？卖烤红薯的摊贩，他的手为什么在微微发抖？那些错综的电线，是否也像卡萝此刻的心情一样纠缠？

凌晨三点，我打开电脑，开始查询北方的艺术院校。一所在北方的知名美院正在招收短期进修生，申请截止日期是五天后。我下载了申请表，在推荐人一栏填上了李老师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