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九年秋，九月廿三，午后。

四阿哥的“釜底抽薪”方案在正月定了调。此后半年，户部以“年终核销”为名，向西宁发了三道调档咨文。十四阿哥那边没有回绝，也没有追问，只是把账册一箱一箱送了过来。

方书吏在户部档房后院的偏厅里核了半年账，终于在九月廿三那天，发现了一处被刻意抹去的痕迹。

“十八爷，两处。”他把三本账册摊在桌上，手指点在其中一页的空白处，“西宁大营康熙五十七年的粮草调拨册，页码对不上。五十七年九月到十二月，中间缺了三个月。

不是撕的，是整册重抄时被人抽掉的。缺的这三个月，正是第一批粮开始从西宁往外运的时间。粮运出去了，账册上就该有记录，可记录被人抽了。”

“底档呢？”

“底档被人调走了。调档记录上写的是‘兵部核验’，签收人是车驾司郎中。”他把调档记录推过来，“五十七年的缺页是一个。可另一处更早。康熙五十四年秋，高文敏驳回西宁调粮申请之后。那批粮被驳回，本该拨的粮没拨，可西宁大营的账册上，却记了一笔‘已收’。”

他顿了顿：“有人在这边驳回了，那边却签收了。粮不是从五十七年开始往外流的，是从五十四年就开始了。”

方书吏不知道，他发现的这两处缺口，一处是五十四年秋的‘已收’，一处是五十七年缺的三个月。从被驳回开始，到第一批粮运出，再到账册上缺了三个月，他发现的不是两件事，是一条线。

我站在窗前，窗外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十四阿哥从康熙五十四年就开始在准备了。“方书吏，”我转过身，“那本调档记录，能拿出来吗？”

“能。可调出来，签收人就知道有人动过了。他今晚值夜，明早换班，若发现档被动过，只怕——”他欲言又止。

“先不动。”我说，“把缺失的页码和调档记录抄一份，原册放回去。一旦调档记录被人发现被动过，签收人就知道有人在查西宁的账了，他把缺口堵上，我们就再也找不到证据了。”

九月廿三，深夜。

我正要歇下，小喜子忽然来报：“爷，四爷来了。”我披衣起身时，他已经进了院子，苏培盛留在院门口，没有跟进来。我迎出书房，四阿哥朝我点了点头，没有寒暄，径直进了书房。

门在身后合上。“你白天在户部档房发现了什么？”他开门见山。

“西宁大营康熙五十七年的粮草调拨册少了三个月。九月底到腊月，账被抽走了，底档被人调走，签收人是车驾司郎中。”我把方书吏抄的那份调档记录递给他。

“另外，方书吏发现那批粮早在康熙五十四年秋就开始往外流，恰恰是高文敏驳回西宁调粮申请之后。账上记了一笔‘已收’，可朝廷根本没拨粮，有人补了这笔账。”

四阿哥接过去，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把抄件折好，收进袖中。

“就是他，”他说，“他今晚在值房里服毒了，留了一封信，说是‘愧对朝廷，以死谢罪’。隆科多验过尸，指甲发黑，舌根焦灼，和胡明义、鄂尔弼、赵弘灿一样。”他顿了顿，“他死之前，把近三年西宁粮册的底档全烧了。”

四阿哥的目光很深，“方书吏发现的那三个月缺口，暴露了不止三个月——他那三年整的账都有问题。账上有问题的三年，全烧了。”

“他签收的那本调档记录还在。隆科多验尸的结论会写‘畏罪自缢，留书谢罪’。验尸的底档，他单独封存，非旨不启。汗阿玛看到的，就是一份干干净净的畏罪自杀。”

“所以那三个月，被抽走的三个月，永远都查不到了？”

“账册没了，底档烧了，签名的人死了。”四阿哥看着我，“但那三个月缺的不是粮是时间。”

“时间？”

“康熙五十四年秋，高文敏驳回了西宁的调粮申请。他等了三个月，发现朝廷的粮道他插不了手，调多少、何时到，他说了不算。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自己攒了，攒的不是营粮，是他自己的退路。”

四阿哥没有等，继续说：“到五十七年秋，第一批粮已经从西宁运出去了。账册上被抽走的那三个月，恰好就是那批粮运出去的时间。那三年里，他攒够了五万石。之后两年，粮还在往外流，只是账上不再记了——那两年的粮，从一开始就没入过账。不是查不到，是根本没有记录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