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上午九点,沈清秋的办公室。
顾清源坐在那张深棕色的办公桌前,面前摊开着一份牛皮纸文件夹。纸张很厚,边缘已经有些磨损,标签上打印着简单的几个字:
云舒·病历摘要
保密级别:A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斜切进来,在纸面上形成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空气里有纸张的陈旧气味,还有窗外隐约传来的上课铃声。
“云崇山先生今天早上亲自送来的。”沈清秋坐在办公桌对面,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他要求你在开始正式干预前,必须完整阅读这份病历。并且……签保密协议。”
她推过来另一份文件——标准的医疗保密协议,末尾已经签好了云崇山龙飞凤舞的名字。
顾清源的目光从病历移到协议上,又移回去。
“沈老师,”他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云舒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沈清秋平静地说,“这是她父亲的要求。作为课题负责人,我同意了。作为云舒在课题中的‘锚’,你有权——也有必要——了解她的完整情况。”
顾清源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病历夹的边缘。
“如果她知道了……”
“那就要看你怎么处理了。”沈清秋推了推眼镜,“顾清源,你是个聪明的学生。应该明白,有些真相需要被了解,但不一定要被说出。”
窗外的鸟叫得很欢。
顾清源深吸一口气,翻开了第一页。
病历是从五年前开始的。
那时云舒十四岁,初二。
第一份记录来自临州市中心医院心理科,主诉:“情绪低落、失眠、食欲减退三个月”。诊断栏写着:“青少年抑郁状态(轻度)”。
下面有一段手写的医生笔记:
“患者表现配合,但回避眼神接触。提及学业压力时沉默。父亲云崇山陪同就诊,态度强势,多次打断患者陈述。建议家庭治疗,被父亲拒绝:‘她只是学习太累,调整一下就好。’”
顾清源的指尖停在那段话上。
他几乎能想象出那个画面——十四岁的云舒,瘦瘦小小的,坐在诊室里,父亲在旁边说着“她只是太累”,而她沉默地低着头,不敢反驳。
第二页,半年后。
主诉加重:“情绪持续低落,出现自伤行为(手背抓痕)”。诊断更新为:“中度抑郁伴焦虑”。
这次的治疗建议包括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但备注栏有一行红字:
“父亲拒绝药物治疗:‘副作用影响学习’。仅同意每周一次心理咨询。患者第三次咨询后未再出现,电话随访得知父亲认为‘已经好了’。”
顾清源的眉头皱了起来。
第三页,十五岁。
初三下学期,中考前三个月。
这次是急诊记录:“过量服用安眠药(艾司唑仑30片),送医洗胃。抢救后生命体征平稳。”
诊断栏的字又黑又重:“重度抑郁发作,伴自杀行为”。
医生笔记很长:
“患者清醒后极度沉默,问及服药原因只说‘累了’。父亲云崇山到场后,第一句话是‘云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患者听到后闭眼流泪,拒绝再沟通。建议住院治疗,父亲以‘中考在即’为由拒绝,签署免责协议后带离。”
顾清源的手指微微发抖。
他仿佛看见了——医院的急诊室,苍白的光,云舒躺在病床上,手腕上还留着洗胃管的痕迹。而她的父亲站在床边,说的不是“你为什么这么做”,而是“云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窗外有风吹过,百叶窗轻轻晃动,光斑在纸面上跳跃。
顾清源继续往下翻。
十六岁,高一。
三次心理咨询记录,每次都是“患者配合但进展有限”。药物换了三种,副作用栏写满了字:“嗜睡”“头晕”“恶心”“体重下降”。
十七岁,高二。
第二次自杀未遂。
这次是割腕,在学校的艺术楼卫生间。被清洁工发现时,血已经流了一地。
急诊记录冰冷而详细:
*“左手腕桡动脉浅表割伤,伤口长度约8cm,深度0.3cm。失血量约400ml。清创缝合后生命体征平稳。患者清醒后问:‘为什么救我?’”
心理科会诊记录:
“患者表现出严重的无价值感、绝望感。提及‘完美主义家庭压力’时情绪激动。父亲到场后,患者出现明显的恐惧反应(呼吸急促、颤抖)。建议强制住院治疗,父亲最终同意,但要求‘不影响学业,出院后补课’。”
住院记录有三十多页。
顾清源一页页翻过去,看见了那些熟悉的名词——认知行为治疗、正念训练、药物调整。也看见了那些触目惊心的记录:
“夜间查房,患者未睡,坐在床边看着窗外。”
“拒绝进食,称‘不配吃’。”
“团体治疗中突然崩溃,哭泣不止:‘我做不到完美,永远做不到。’”
“父亲探视后,患者情绪急剧恶化,出现解离症状(‘我不知道我是谁’)。”
最后一页出院小结,时间是一年前,云舒十八岁。
诊断栏写着:“重度抑郁障碍(缓解期),伴广泛性焦虑、完美主义人格特质”。
治疗建议:“继续药物治疗,定期心理咨询,避免高压环境,建议休学调整”。
但备注栏只有一行字:
“患者父亲拒绝休学建议:‘云家的人不能逃避’。患者本人未发表意见。”
顾清源合上了文件夹。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运转的轻微嗡鸣声。阳光已经移动了位置,不再照在桌面上。
他的手还按在病历夹上,指尖冰凉。
“看完了?”沈清秋问。
顾清源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有什么想法?”
顾清源沉默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