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闽北的日头已经毒得吓人。

水渠主体工程告一段落，大队一声令下，所有青壮年男劳力，全部编入伐木队，进深山砍木料、扛木头。这是农村里最顶格的重体力活，路陡、树重、坡滑，一天下来，能把人累得脱一层皮。

我自然也在其中。

天不亮就得起身，啃两口米饭，喝饱水，扛上扁担、绳子，跟着社员往深山里走。山路崎岖难行，茅草割手，树枝打脸，等走到伐木点，浑身已经被汗水浸透。砍倒的松树、杉木又粗又重，短的两三米，长的四五米，两个人一组扛在肩上，一步步往山下挪。

木头压在肩上，又沉又硬，肩膀很快就被磨得火辣辣地疼。

山路陡滑，脚下一不稳，整个人都要跟着往坡下冲。

我咬着牙，一声不吭，跟着队伍一步步挪，不敢掉队，不敢叫苦。

从日出扛到日落，中间只在地头歇十来分钟，喝几口山泉，啃两口自带的干粮。

等傍晚收工回到村里，我整个人几乎累散了架。

肩膀红肿破皮，腰酸得直不起来，腿像灌了铅一样沉，整张脸被太阳晒得发黑脱皮，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知青点的同伴们往床上一躺，就再也不想动。

可我哪怕再累，也强撑着爬起来，简单擦把脸、换件干净衣服，一定要往夜校去。

因为我知道，村小学的教室里，有一盏亮着的灯，有一个坐在第一排的身影，在等着我。

我一天不见，心里就不踏实。

等我赶到教室时，村民们已经基本到齐。

公社水电站的电灯依旧明亮，照得满屋雪白，秩序安安静静。我强打起精神，走上讲台，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有力，不想让任何人看出我已经累到了极点。

可我的目光，第一时间还是飘向了前排。

郑秀英和叶桂兰，一如既往坐在最中间的位置。

今天的秀英，穿了一件洗得干净的月白小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马尾巴黑亮扎实，坐得笔直，眼神一抬，就直直落在了我身上。

只一眼，她的眉头就轻轻蹙了一下。

那是极细微、极隐蔽的一个动作，快得几乎让人无法察觉。

可我看在了眼里。

她看出我累了。

她看出我脸色发白、嘴唇发干、肩膀僵硬。

她看出我是强撑着来上课的。

我拿起报纸，慢慢念着时事内容，尽量保持节奏。

可疲惫是藏不住的，声音偶尔会轻一分，眼神也会沉一分。

台下，郑秀英一直安安静静看着我，没有走神，没有说笑，没有和桂兰咬耳朵。

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望着讲台，眼神里没有往日的害羞与躲闪，反而多了一层清清楚楚的担心。

长长的睫毛垂着，嘴角轻轻抿着，整个人透着一股藏不住的心疼。

叶桂兰也看出来了，悄悄用胳膊肘碰了碰秀英，小声说了句什么。

秀英没理她，目光依旧落在我身上，安安静静，却满是牵挂。

那一刻，我肩上的疼痛、浑身的疲惫，好像忽然就轻了一大半。

原来被人惦记、被人心疼，是这么有力量的一件事。

我打起十二分精神，把课讲得更完整、更清晰。

我不想让她为我担心，不想让她看到我狼狈不堪的样子。

整堂课，她没有笑，没有闹，没有脸红，只是安安静静听，安安静静看。

那一双清亮的眼睛里，写满了我从未见过的、温柔的担忧。

我心里又暖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