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七月初，ICU正式扩病区。

这不是那种“提前考虑了两年，决定多开一层楼、多配一套人马”的体面扩张，而是被现实逼到墙角之后的应急反应。

东伦敦的重症监护床位常年紧张，NHS那边的转诊压力从开春就开始堆积，到了五月已经变成了一场无声的洪灾——每天都有外院的病人等着转进来，每天都有急诊的病人需要立刻上监护，而BeaconCare的ICU只有二十五张额定床位，把走廊和护士站边上的空地用足，也只能扩到三十张。

查尔斯在董事会上拍了板。医疗中心的裙楼里，有一整层原本是行政办公区，全部腾出来，改。工期只有四周，从打隔断到拉医用气体管路，从装监护中控到调试呼吸机接口，全部压缩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新病区开张那天，安东尼站在走廊尽头，看着中央护士站。四十张床位的指示标志在显示屏上排成两列，指示灯一闪一闪，像某种沉默的、等待被激活的生命阵列。这一整层楼，中间是电梯和转运核心筒、以及基本的更衣室、休息室、洗漱间。两翼两个病区，每个病区额定床位二十张，极限容量三十张。整体极限容量60张。

这是纸面上的数字。到了实际操作层面，虽然人员编制接近翻倍，但每个人依然都要在极限边缘工作。

排班表是佐伊排的。她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着表格坐了一下午，把四个组的人员配置、白夜下休的循环、每个组的主治和住总的搭配比例、护士班组的轮转节奏，全部算了一遍。排完之后她把表格打印出来，用荧光笔标注了每个组的核心负责人，贴在交班室的白板上。

主任：Anthnoy lesong

副主任：Lisa、Zoey、Aden。

主副主任共四个，住总八个，主治十六个，规培三十二个。

四个大组，每个组一位主任，配两个住总、四个主治、八个规培。

实习生和见习生也会来，但是数量不稳定，而且，在佐伊这里，这些是旁观和带教对象，不能当“完整的医生”来用。

白班十二小时，夜班十二小时，下夜班当天补觉，后续休一天，再上白班——循环锁死，没有任何弹性空间。

护士班组三班倒。老护士长从急诊和手术室规培完的护士组里抽了三十个新人，像母鸡带小鸡一样，一个老护士带三个新兵，手把手地教他们认监护波形、调微量泵、核对高危药品。新护士们在走廊里走得飞快，口罩上方的眼睛里有紧张也有兴奋，像一群刚被放出来的雏鸟，跟在老护士后面，从一张病床跑到另一张病床，脚步声在刚打过蜡的新地胶上留下一串串浅浅的印子。

安东尼的办公室跟着搬了，副主任们也有自己的独立工位。但是佐伊蜷了半辈子的沙发被安东尼坚定的留下了。不是院办不给采购新的，而是佐伊说：习惯了，足够好了。

七月的伦敦，天气好得不像话。连续一周的晴天，泰晤士河上波光粼粼，塔桥在傍晚的夕阳里变成一道金色的剪影，金融城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橘红色的晚霞，游客们在南岸的酒吧里端着啤酒，享受着难得的英伦夏日。

然后七月最后一周，伦敦莫名其妙地热到了三十五度。

三十五度，对新加坡来说是正常温度，对伦敦来说是灾难。

这座城市不是为了高温设计的——地铁没有空调，老建筑的墙壁被晒透之后像一块块巨大的蓄热砖，到了夜里还在往外吐热气。街上的沥青路面在正午时分软到能踩出鞋印，公园里的草坪从绿色晒成了枯黄，布满了被晒得干裂的纹路。整个城市像一台没有散热系统的服务器，温度一个劲地往上飙，风扇再转也没用。

热射病高峰期来了。

急诊的分诊台从早上八点开始排队，救护车的警笛声从早响到晚。病人被推进来的时候，体温四十度起步，四十一度是常态，最高的一例——一个在户外连续作业了十二个小时的草坪修剪工，核心体温四十二点三度。

ICU的床位从四十张迅速扩到五十张，又从五十张扩到极限容量六十张，双人间变成三人间，病床尽可能挤在一起，只留出了能推进抢救车的过道。监护仪的线缆从床头牵出来，用压线板固定在地上，像一张被织得太紧的网。

佐伊的夜班从晚上七点半开始。

那天傍晚，天气闷热，空气像一块被拧干了但还没来得及晾凉的湿毛巾，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她换好刷手服，把白大褂套在外面，把头发扎成低马尾，把查尔斯送的那支灰白色钢笔插在左胸口袋里，和瞳孔检查灯并排。她对着更衣室的镜子看了看自己的脸——眼睑下面有一圈浅浅的青灰色，嘴唇颜色还行，但嘴角有点干。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润唇膏涂了一下，然后推开更衣室的门，走进了ICU。

监护仪的嘀嘀声像一面密不透风的墙，从走廊这头铺到那头。整整六十张床，没有一张是空的。呼吸机在规律地送气，CRRT的泵在嗡嗡地转，微量注射泵每隔几秒发出轻微的咔嗒声，所有的声音叠加在一起，像某种古老的、被反复敲击的鼓点。

今天是Partter和Iris跟佐伊的班，四个主治，八个规培，八个实习，护士满配。

佐伊从第一床开始查。

一床，重症胰腺炎，支持治疗。二床，心衰呼衰，呼吸机支持，目前稳定。

三床，热射病，四十一岁男性，户外作业，入院时核心体温四十一点六，DIC早期，肝肾功能都在往下走。呼吸机支持，去甲肾上腺素零点一八微克，血压九十六比五十八。她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监护波形，调了补液速度，把去甲肾上腺素的剂量往上调了零点零二微克。

六床，车祸多发伤术后，呼吸机昨天下午撤的，人已经完全清醒了，可以自己躺着侧头喝水，炎症指标正常。佐伊给外科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把自己的病人收回去，Iris跟去对接。

七床，热射病，七十六岁女性，独居老人，没有空调，被邻居发现的时候已经昏迷了不知道多久。入院时核心体温四十点九，脑水肿，瞳孔对光反射迟钝。家属——一个住在伯明翰的儿子，连夜开车赶到伦敦，站在ICU门口，隔着玻璃窗看着里面那个浑身插满管子的老人，哭得蹲在了地上。

八床，五十二岁男性，马拉松爱好者，在三十五度的高温天跑了十五公里，然后直接倒在了地上。横纹肌溶解，急性肾损伤，肌红蛋白尿，尿液的颜色深得像酱油。CRRT已经在转了，但肌酐还在往上走。

九床、十五床、二十二床……

佐伊一床一床地看过去，在每一张床前停下来，翻病历，看监护波形，调参数，和住总确认治疗方案，和护士确认用药时间。她的语速和平时一样平稳，手指在键盘上敲病程记录的时候和平时一样快，但她走路的步幅比平时小了一点——不是因为疲惫，是因为床和床之间的过道不够宽。

第一圈刚刚走完，手术室送下来一个广泛脑出血术后观察。神外在台上和死神搏斗了七个小时，病情交底的时候，二助累的快要站不住了。刚把这个病人安顿好，接好监护，调好呼吸机和微量泵，急诊又塞过来一个人。

预报药物过量，QRS略宽，血压偏低。什么药，不清楚，服用多久，不知道，有没有喝酒，无法提供信息。

听完预报，佐伊直接让护士备床。Partter有点犹豫，看了佐伊一眼，佐伊看不出什么情绪波动，只说了一句：“急诊今晚不容易，下面六个抢救位都满了。”

病人送上来，Partter接完十二导联，差点打电话回去骂架：“急诊的嘴，骗人的鬼！这叫略宽？这叫偏低？QRS宽到能跑马，血压都快没了！他们怎么不喊设备科会诊！”

佐伊看了看拉出来的心电图，转头让护士备碳酸氢钠。亲自守了半小时，把QRS从145毫秒调到100，窦性心律稳定了才走。

凌晨一点半，八床不行了。

那个顶着烈日和高温跑步的人。他的肌红蛋白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持续攀升，CRRT的置换液速度已经调到了最高，但还是跟不上肌肉溶解的速度。他的心脏在被自己的肌红蛋白毒害——心肌细胞正在一片一片地坏死，心输出量在往下掉，血压在往下掉，所有能用的药都用了，所有能调的参数都调了，但曲线还是不可逆转地往下滑。

佐伊站在床边，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一格一格地往下跳。心率从一百一十降到九十，从九十降到七十，从七十变成室性逸搏。血压已经测不出了。她伸手探了探病人的桡动脉——没有搏动。她把听诊器从脖子上取下来，暖了暖听头，贴在病人的胸口。没有心跳。她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一点四十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