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上什么感觉，但还是回答了他。

我虽然对他不算反感，但也不想听一个德国人说啤酒味的英语。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法语很标准，但他如果说多了，就会冒出压不住的德国口音，像在勃艮第红酒炖牛肉里突然炸开浓郁的香肠味道。

“Okay.”

维尔纳微微一笑，再开口时换回法语：

“我一直以为您是法国人。怪不得那天您的红茶加了很多牛奶，颜色都泛白了。我本来以为是因为布列塔尼离英国比较近，所以没有多想。另外一提，您眼睛的颜色很美，我每次看到它们时，都让我想起伦敦塔的宝石……那颗被玻璃保护着的祖母绿。我早就想这么形容了。但毕竟现在英德交战，我担心会给您带来困扰，所以一直不敢说出来。”

伦敦——我的心却倏忽沉了一下。

“1940年？”我有些尖锐地反问。

维尔纳显然愣了一下。但他很快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他有些尴尬地垂下眼睛，手指则轻轻为我拉紧已经扣好的大衣。“不，比那更早。是1927年。那年我十五岁，父母带我和我妹妹去伦敦旅行。您说的1940年……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法国了。除此之外，您的国家，我只到过一次泽西岛。是和副官从圣洛来圣马洛的时候，遇到风浪，临时绕行。”

“风浪？您……是坐轮渡来的？”

“是的。原计划是从库唐斯转车到滨海布莱维尔，乘船至圣马洛。”他站直身体，对我敬礼，认真地汇报道，“暂时停靠。我们连码头都没出，只在海滩边的酒馆喝过啤酒。我保证。”

我看着他，终于微微松了一口气。再开口时，语气舒缓了不少。

“我今晚是来解决问题的。还请您原谅我的擅自主张，我知道邀约有假，是我自己想知道真相。比起您，我更了解事情的全貌，身份也更灵活，更适合出面。即使今晚我遭遇不测，但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损失最小的。”我委婉地说，“虽然不是抵抗行为本身的错误，但就目前占领区的情况而言，抵抗行为引起的屠杀非常让人恐慌，因此大家的态度都很消极，很沮丧。我也不例外，尤其我的职业……我不得不考虑这点。”

“请千万别这么想，柯克兰小姐。您是被战争困在布列塔尼的白色彗星。如果彗星陨落，那将是欧洲医学界的损失。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废物军官，只是运气太好，没有死在波兰人的枪口下，该道歉的人，也是我——我为每一条滥杀无辜的命令而万分羞愧。”维尔纳深深地低下头，轻声说，“虽然这从我的口中说出来，显得非常虚伪。柯克兰小姐，今晚，如果您答应他们……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是我应得的。”

“不，上尉先生。请不要这么说……”

我立刻反驳他。但反驳之后，又不知道该找什么理由支撑我的反驳。直觉，愉悦，尊重，礼貌——这些和他身上的铁十字勋章比起来，太轻太轻，不足以支撑他从未对我提及过的，他的“应得”。

见我没有继续说，维尔纳苦笑了一声，转开了话题。

“您刚才提到真相……柯克兰小姐，您不觉得，在这个年代，它往往比谎言更致命吗？”

“那要看您怎么定义‘致命’，以及听取真相的对象是谁了。”我回答，“对于勒鲁瓦这类人而言，‘致命的真相’，是指您不符合‘恶人’的角色标签，不足以成为一个‘完美的恶人’，您不符合他们对于敌人的定义，但他们也不愿意承认您也做过‘义人’之举，只能把一切归结于您身上穿着侵略者的制服，以此否定穿着制服的您本身。”

维尔纳定定地看着我，立刻追问道：

“那么，如果是您呢？柯克兰小姐。”

“如果是我，我给您的答案是——我依然坚守着永不背离医学界的光荣传统与义务＊，平等地对待每一条生命。答案，是历史和时间要负责的东西。即使誓言，传统和义务已经被时代践踏得没有意义——但我愿意是最后一个坚守它的人。我想，是您的话，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但我不得不说，先生，这件事对我而言并不‘致命’，而且在我短暂的人生旅程里，还没有什么‘致命’的认知产生。”

“即使他们……那样侮辱您？”

“是的。他们是对的，我救了很多不该救的人。但我至少没有杀不该杀的人。”我利落地回答。

“即使您在面对敌人？”

“您错了。现在，我在面对普通人。”我说，“如果我们在战场上，或者如果你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不用他们说，我也会那样做。如果我仅仅因为你的身份答应他们，我和我们憎恨的施暴者又有什么区别？”

维尔纳看着我，久久未动，也未再发一言。

我意识到自己今晚的话说得太多了，即使他不会伤害我，我也不该和他说这些话。一时间，我们均是默契地再次沉默。只有海浪的声音绵绵不断地冲刷着耳道。

半晌，他坐下来，与我几乎是肩并着肩。

“谢谢，柯克兰小姐。非常感谢……您愿意记得那天的事。谢谢。”他有些笨拙地说。

“医生不被允许否认客观事实。”我回答。

“医生……是的，是这样的。医生……”他轻轻叹了口气，“……我知道，您其实也是为了那个被捕的平民吧？”

“嗯？”

话题转的太快，我没听懂，有些疑惑。

他却只是自顾自地说下去：

“——接触他们，也并不是您的本意。您只是想知道真相，然后告诉您那位心急如焚的女友。这只是人之常情，您什么都没有做错。另外……关于那三个法国人的事情，我们都忘记吧。我尊重所有捍卫自己祖国的人。他们的出发点没有错，只是用错了方式。我很抱歉，为您招致了灾厄，还希望您能接受我的歉意。”

我哑然，局促而沉默地望向岩洞外的海面。

但那只是片黑得浓重的水域，没有思想，也并不能给出答案。它只能把我们那些未尽之言，尽数吞没在汹涌的海浪之下。

雨早就停了。但我们谁都没有提及返程，就只是这样，安静地坐在一起，听着战列巡洋舰汽笛不时的长鸣声。借着船灯，我偶尔会看见他沉静而庄重的表情，他仿佛正在参加一场正式的授勋仪式——又似迷航的水手，终于在暴风雨之后，望着重回平静的大海陷入沉思。

我没有打扰他。

“柯克兰小姐。”许久后，维尔纳才开口，“我无意让您对他们心生芥蒂，但我认为，他们或许还会找上您，如果没有，那将是最好的结果。您务必保护好自己。在不影响您正常工作，生活和邻里关系的前提下，我……会保护您的安全。已经很晚了，请允许我和您一起回住所。”

维尔纳站起来，把手递给我。

我会意，大方地把手放上去，任他拉起我。但他在松开我的手之后，却又将手臂慢慢抬起，伸到我面前。

“雨后的路不好走。”他轻声说，“失礼了。但您……可以扶着我的手臂。这样更稳一些，只是牵着手腕的话，一旦滑倒，会容易脱臼。如果是手臂，我可以立刻拉住您。”

“作为医生，我承认您说得很对。”我忍不住笑了笑，“我理解。但如果您摔倒，会把我一起带下去。”

“唔……”这次轮到他愣了下，支支吾吾地回答，“……是的。还是您思虑周全。我可以……可以……”

在他想到怎么回答我之前，我挽上他的手臂，贴近他。他的呼吸声立刻变得格外清晰，落在我的耳边，让我想起斯温伯恩用于形容耶稣的诗篇——“世界因你的呼吸而苍白”。

“走吧，为了我们谁都不会摔倒。”我说。

雨夜清凉，静谧得仿佛无穷无尽。这里是沿海禁区，没有月光，只有海浪，偶尔还传来宪兵们饮酒作乐的喧闹——却让我再一次回忆起月光下的白桦林，那种空灵而自由的静寂。在这样恍若被世界遗忘的，清凉的静寂里，“有一位德国军官，和穿着他外套的英国医生，手挽着手，像两只脚底抹油却始终不曾分开的小老鼠，快乐而隐秘地游荡着。在布列塔尼见不得光的角落，除了他们自己，没人记得他们是敌人。”

直到我们回到圣马洛的石路上，我的手才从维尔纳的臂弯里移开。

“我感觉过了一个世纪。”

我们分开的时候，维尔纳说。

“那您是没经历过剑桥郡的社交季。”我回答。

我们一路躲避着巡逻队，往绣球花街走。维尔纳盯着地上的荧光箭头，我则悄悄望着维尔纳的侧脸。目光——随便什么目光吧：或许露骨，或许迷离，或许热烈。夜晚总是可以掩盖一切。期间，我试过和他一起看路，但我失败了。雨后的夜色总是格外静，偶尔传来旧铁皮或者破木门发出的怪响。明明是寒冷的秋夜，我却觉得我与他身处夏日的热浪里，并渴望着它不要被打扰，至少不要那么快的结束。

在远远看见加布里埃尔太太家的房子时，我下意识地轻轻拉住维尔纳的手。军官的皮手套被冷风吹得冰凉，灼烫的血流却从我的指尖汩汩地涌向胸口，又在维尔纳停下脚步，回过头望我的时候，渐渐安定。但他没有转身，只是任我搭着他的手指，保持着这个姿势，背对着我。我似乎听见他叹了口气，也可能是我自己在叹息——我忽然很想把两只小老鼠的故事讲给他听。那将是我们之间的秘密，童话般的秘密。

夜风带着雨水味吹过来，维尔纳不动声色地后退半步，往我这边站近了些。有几缕已经风干的头发被吹到他的肩章和袖筒上。他在偷偷看我，还以为我没发现——我看到他金属帽徽的光泽，几次在黑蓝色的噪点中划过。

“怎么了？柯克兰小姐。”他轻声问，“需要休息吗？”

“邻居那位太太，”我压着一丝胆怯，低低地说，“别被她看见。”

“喔，我想起来了。”他回答，“那天您和您的女友提及过。一位会让……我没记错的话，老鼠——吱吱发笑的太太。”

“是的。”我说。

“老鼠……呃，您怕老鼠吗？”

维尔纳犹豫了一下，没头没脑地问我。我却觉得突然退了烧，从高烧退成低烧。那一丝生于悸动的胆怯，也随着这句问话，骤然消失了。

“原来怕，现在不怕了。”我说。

“原来怕？”

“是的。那时我还是会为抢救失败流泪的医师。”我低下头，看着我们搭在一起的手指，轻描淡写地说，“你们来的那年夏天，我曾接到犹太难民请求，求我去看看他被遗弃在玛黑区的瘫痪母亲，说是逃难的时候没来得及带她走……那种时候，没人敢去，但是我去了。我记得推开门的时候，入目就是爬满尸体的老鼠。它们正在啃咬她。尸油已经渗透了地板，至少死了两个月，也可能更短，因为当时是夏天。老鼠在我的脚面上跳舞。我已经不记得我是怎么为她收尸……但那之后，我再未怕过老鼠。”

“太不幸了。”

“是的。”

“玛黑区……柯克兰小姐，您在巴黎执业过？还是，留学？”

“是作为志愿医生义诊。1939年，和伦敦的志愿医疗团一起，但后来，我因为一念之差，没有和他们一起走。我亲眼看见巴黎市民的流亡，看见人们把尸体藏进床垫里，抵御你们的飞机。后来，又辗转来到圣马洛……”说到这里，我有些疑惑地问他，“另外……您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英国人？”

“我确实不知道。来的那天，他们只告诉我，房东是位女性医生。”维尔纳叹了口气，摇摇头，“我想他们是怕我不愿意接受英国人的房子，故意瞒着我。我猜，他们是想看我的笑话。”

“笑话？”

“是的。说来话长，至少在这个街角说不完。”他苦笑一声，继续说道，“而且，我没有看您的档案。阅读它只会让我更加内疚。我无力推拒我不认可的安排，逃避是我尽可能而为的反抗。不过，对我来说，您就是您。无论您是哪国人，我都同样地敬佩您，尊重您。”

他的手指古怪地颤抖，蠕动几下。它们弯了又弯，最后还是没有将我的手指环抱住。

只有他的声音，颇为轻柔地传来：

“那……柯克兰小姐，我们继续走吧。已经有些晚了，我们明天都还有工作，您也需要早些休息。我可以帮您准备热的苹果水。”

这一次，我却沉吟了片刻。

“那太麻烦您了。”我抽回手，轻声说，“我们先回去吧。您奔波了一天，也需要休息。”

他终于转过身，望着我，点了点头。

“走吧，柯克兰小姐。”他说。

他听起来心不在焉。我将手揣进他大衣的口袋，终于迈开步子。

我们没有再交谈，转为在夜色中并肩而行，安静地听着彼此的脚步声。它们一齐在靴下喑哑，再交错着被碾碎，最后消失在家门关闭的轻响中。

第二天清晨，他又是很早就走了。

餐桌上今天没有纸条，但是摆着一把清洗干净的手术刀。

我昨晚插进西蒙·勒鲁瓦手中，本应被我弄丢的那把。我忆起他昨晚曾查看那个法国人的情况——应是那时拾起来的。

它没有任何血腥味，只散发着淡淡的肥皂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