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最后一句，她的唾沫正巧溅到我脸上。（神奇的造物主！她说了这么多，居然还没有觉得口干舌燥。而我居然认为这个叙事很完美。她只是个三十七岁的家庭主妇，不是特工！不愧是让老鼠吱吱发笑的茱蒂丝·加布里埃尔！）
“也不算专门……我们还没结婚，尊敬的太太。他只是我的恋人。”
我把语气放轻，一只手用力抓着针织外套，尽量让自己听起来像个被爱人背叛，从而饱受打击，泫然欲泣的女人。
“可你的姓氏？……哦，我明白了，旁支！对吧？”
“对。”我说，“但是两家关系很差。在……上台之后，我们在比尔马见过面。那时他刚从音乐学院退学，我在比尔马的一家妇科诊所工作。”
“啊！你也是医生？”
“是的，茱蒂丝。我在1940年春天来到法国，一直在诺曼底。战争开始之后，我听说他的军队来了法国，于是我就留了下来，在乡下给孩子们看病，想着或许有一天，能见到他。”
“一定很不容易吧？德国人来了之后，似乎有一段时间，他们对外国医生驱逐得很厉害，我还见过从康卡勒和圣库隆开过来的卡车，贴着红十字的标志，上面都是被捕的医生。但那位英国小姐当时已经在主宫医院了，所以没有被抓走……”她说到这里，突然意识到什么，好奇地打听道，“拉文德，你后来怎么又去了勒阿弗尔的？”
“我当时在卡昂。”我说，“我听说他的部队要去勒阿弗尔。到了之后，就留在军港，给德国人工作。他们给的工资比法国雇主更高。除了当医护人员，偶尔也给他们做翻译。”
“真不容易。拉文德，你真的很好，很爱他……一个男人，有你这样忠贞的恋人，真是上帝的恩赐！”加布里埃尔太太拿起手帕，感动地点着眼角，“你得偿所愿了吗，亲爱的？”
“是的。但不是在勒阿弗尔，而是在圣马洛。就在这条街上……”我说，“我是在他走的前一天早上抵达圣马洛的。他们告诉我，去葡萄藤街要路过金雀花广场和绣球花街。就在路上，我居然遇到了他……我非常激动！可他看起来像个鬼魂，非常憔悴，满脸都是胡茬。我以为……我以为是因为思念我。原来一切都是我在自作多情。”
“你的脸色真差，拉文德。但你也别太难过，毕竟你的情敌已经死了，不是吗？而且你也不见得是在自作多情。”
她打了个哈欠，脸上堆着笑，显然对自己“层层剥皮，精准下刀”的桃色故事洋洋自得，“你和那个通敌妓女——我当然不是说你是，你是瑞士人，亲爱的拉文德——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医生，又都是绿眼睛，只是你比那个英国人瘦多了，五官也比他们英国人更深邃，所以我才问你是不是德国人。真是不公平，看看你，不幸的未婚妻！那个通敌妓女，她可是被养得红光满面，圆润了不少呢……现在，哪个德国人会傻到选英国人做情妇？所以他一定还是心里有你。她只是你的替代品，一定是这样的。”
我想说她真是个完美的剧作家。短短一个小时，一气呵成的三角关系杰作，达芙妮·杜穆里埃写作《丽贝卡》，那么茱蒂丝·加布里埃尔将著作《艾瑟尔》（更可笑的是，女主角都是英国人）。如果我们出生在几十年前的英国，《珍珠》停刊之前，我会极力推荐她去在那份戏仿旧刊上连载小说。以她把偷情，死亡与邻里传闻编织成一体的天赋，伦敦街头那些爱看桃色故事的人一定会把她捧上天！
但无论如何，没什么比感情话题更能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了。这个难堪而尘俗的故事，成功让我和加布里埃尔太太从“新认识的邻居”，成为“拉文德和茱蒂丝”的关系。我们一直聊到她的丈夫回家，她还热情地向丈夫雷蒙德介绍我，“这是隔壁院子那位军官先生的未婚妻。她从瑞士来的，是位乡村医生。”说完，还对他不停地使着自以为非常隐晦的眼色。雷蒙德刚从工地上回来，身心俱疲，无心应付妻子和女邻居，只死气沉沉地向我打招呼。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关上门之后，无力地顺着门板滑坐下去，中了邪一般，盯着漆黑一片的楼梯口发呆。他不在那里。我却能看见他站在那里吻我，听见他在我耳边压低嗓音说，“该上齐柏林飞艇了，约瑟芬小姐”；我的右手随意地摊开，落在地面上，任皮肤贴着温凉的木地板。没有他的鞋子。我又想起我被捕那天，被我刻意挥到地上的那袋水果，想起在地上撞出一大块伤疤的苹果——那是他最后一次带回这个家的水果。而它们散落在地上……散落在地上……马丁姨夫的小油灯还在玄关，他没有点亮它，很久很久，都不会再有人在我回来之前点亮它……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都让我想哭又想笑。
我喉咙发紧，眼睛发酸，泪腺却仿佛融化在血液里，一点都哭不出来。胃里不停地翻腾着，想吐，但是泪意和酸楚又成为堵在喉口的石头。我像一瓶误被软木塞卡住瓶颈的红酒，满是碎屑，又无法冲破束缚——除非我粉身碎骨。
无论再怎么告诉自己，事情已经发生了，但痕迹早已清清楚楚地刻在这些琐碎里，多少年都无法消散，比墓碑和铭文都更加长久。痕迹会骗人，骗你他还在，骗你他没走，可你再叫他名字的时候，这间屋子里再也不会有人应，除了想象中的视线暂留，只有无声无息，无色无形的空气。
“你听见了吗，维尔纳？”
我随手玩弄着眼镜的镜腿，对着楼梯口那个提着黑色油灯的幻影说，“他们就是这么看我们的。这就是未来的我们，被写进法国的历史，人们记忆里真实的样子……我是不是该庆幸，我没有回到英国？至少我们还没有被记入英国的历史里。真荒谬啊，对不对？这就是最能被这个世界接受的叙事……去前线的男人，死去的情妇，活着的未婚妻。死去的叛徒，活着的医生，一个半死不活的陌生人。亨利说，我们只是相爱。是啊，我们相爱……不过，也好，”我对着那团开始消散的噪点笑了笑，“……至少，他们会承认……承认我们是爱人。Substance over form，还记得吗，维尔纳？死去的英国情妇是我，活着的瑞士恋人，也是我。”
重要吗？以一副肮脏的姿态进入史书，真的还重要吗？所有人都会死。我们的故事会在一代代的死亡中渐渐风化，褪色。当我们闭上眼睛之后，我们将永不知道自己被写成的样子。我太清楚生命消散之后的回响，从停尸间开始，慢慢散布到记得它的人中央——随着最后一个有记忆的人死去，泯灭在岁月的长河之中。但我们当下，依然活着。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我们还爱着彼此，珍藏着彼此，那么死后那些漫长的肮脏，就不再有现实的意义。与漫长的死后相比，短暂的活着，短暂的一生……又有什么是撑不下去的？
至少你回来之前，我的一生还没结束。而在这之前，我能做的，是先让自己不要死。
“瑞士女孩千里追爱，发现恋人找了自己的替身”的荒谬故事，很快传遍了圣马洛，一点点侵蚀着曾经那个属于艾瑟尔·柯克兰的世界。无论是在配给商店排队，还是去裁缝店买布料，只要我出现，总是伴随着骤然的安静，和或幸灾乐祸，或充满同情的目光；有些好事的太太还专门来到绣球花街献花，想借机看我一眼，我也并不避讳——恰好可以验证我的伪装是否合格。
“喔，眼睛的颜色是有点像。但柯克兰医生可从不会穿这么艳丽的衣服。”
“毕竟是剑桥郡的庄园小姐出身，和马丁太太一样。即使马丁太太是舞女，走路时也总是有一股得天独厚的矜贵气质……庄园主的女儿和乡下丫头还是有区别的。看这姑娘巨大的眼镜！比她半张脸都大。又笨又重，怪不得男人会被人抢走。”
“她出来泼水了。总感觉水桶能把她的腰坠断！没有男人和面包滋养的女人……她的鼻梁很高，脸型也更精致，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只可惜……男人们总对死人念念不忘，啧啧。”
我从来不反驳她们的说法，有时候还惺惺作态地做出一副擦眼泪的蠢样子，然后仓皇地躲进房门。
菲利普当然也听到了这个故事。也因此，他假扮成油漆工，专程来绣球花街找我。
一进门，他就气冲冲地质问我：“拉文德，你是不是疯了？我是不是告诉过你，圣马洛还有盖世太保？你怎么还敢和‘她’扯上关系？”
我没接话，只是把柜子里的饼干罐拿了下来，慢悠悠地打开。
“要吃些布列塔尼饼干吗？甜食能够使人觉得安慰，菲利普。”我说。
“你居然还有心思吃饼干？”他生气地说道，“你知道外面都传成什么样子了吗？我一再告诉你，小心行事！你这是把脑袋往盖世太保的枪口上堵！如果你再出事，上尉——”
我把手里的饼干罐在流理台上重重一放。
“菲利普。”我说，“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我觉得这个叙事很好——这是我在人们口中真正的样子。你明白吗？你不能控制人们的嘴巴和脑子，你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而现在，至少他们按照这个离谱的故事在走！茱蒂丝和护士们说我是通敌妓女，而你的阿尔芒娜，她认为我只是个陷入爱情的女人。而从拉文德·比尔肯贝格被写在公函上的那一瞬间起，”我摩挲着手里冰凉的铁皮罐，“……很多事，已经注定要发生了。我不怪你，我也没资格怪你，但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没有阻拦我冠他的姓氏。”
屋内静得只剩下门口的鲜花被吹动时，簌簌的声响。天空低垂而灰暗，乌云滚滚地在天边涌动，仿佛一层层裹挟着哭声与号角声席卷而来的硝烟。玄关的光线聊胜于无，菲利普的脸几乎都被晦暝的阴影吞没。他拿着油漆桶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半晌，我翻出一块尚且完整的饼干递给菲利普。菲利普接过去，放在嘴里，闷闷地嚼着。
“有文件需要翻译吗？”我说。
“有。”菲利普说，“一些防御工事的图纸，用微型相机拍的，几个人连夜画出来。宵禁之前，我会过来拿。”
“知道了。”我说，“送去哪里？”
“伦敦。”菲利普擦擦嘴角的饼干渣，“上尉……没有寄信过来吗？十天了。”
“寄过两张明信片。”我说，“一张是雷恩的，2月16日的邮戳，但2月20日才寄过来。一张是巴黎，2月17日，但送过来时，已经2月23日了。真是慢得可耻，简直比颅内感染病人的病程还长……如果我可以，我宁可自己去那些地方的邮筒翻，而这都将比邮政系统更快……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在莫斯科了。”
“毕竟是战争时期。民用邮政的优先级远低于军用邮政，他又是军官，尤其他身上背着处分……很残忍，但是东边的信件只会更慢。”
“我知道。”我叹息着说，“Natürlich wei?? ich das…”
“Tante Lavande？”
塞巴斯蒂安的声音将我从那条漫长而迟滞的邮路上拉回。我回过神，少年细瘦的手指正指着书本上一处划了线的地方。他已经十四岁了，但声音还没完全变粗，尚且有些发哑，身形也比战争开始之前的同龄人更加瘦小，单薄。不同于母亲的聒噪，塞巴斯蒂安性格更像他的父亲雷蒙德，沉默寡言，但是富有自己的思想。我曾经在他的书桌上见过《人类报》的剪报。
“抱歉，塞巴。”我说，“怎么了？”
“这里，为什么不是‘Natürlich ich wei?? das’？”
“因为在德语主句里，动词必须在第二位。”我说。
“好吧。”塞巴斯蒂安耸耸肩，“我总是记不住这个。但我想，如果我说‘Natürlich ich wei?? das’，那些德国人也能听懂。事实上，我们只需要几个词就可以了解他们的世界：Kartoffel（土豆）、Arbeit（工作）、Geld（钱）以及verboten（禁止）*。这四个词足以让爸爸在工地上成为卓别林那样，在大马路上挥舞着旗子的工头。”
我们两个都笑了。正当我们准备继续下一篇作业的时候，楼下传来了加布里埃尔太太的声音：
“拉文德！”她大声喊着，“快下来，是邮递员！邮递员来送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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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Richard Vinen著《The Unfree French Life Under the Occupation 》中，一位囚犯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