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匆匆地跑出去的时候，不小心绊倒在加布里埃尔太太家门口翘起的石板上，鼻子撞在凹陷处，流了血，眼镜也撞歪了。但这一切都不耽误我看见那个邮递员。他正在往我家门口的铁皮信箱里塞信，而我一眼就看到了他手里拿着的信封。
三个！足足有三个！
我顾不上加布里埃尔太太的惊叫，迫不及待地爬起来，几乎算是粗暴地从邮递员手里抢过了那三封信。
“Danke.”我说。鼻血从我的嘴唇上淌下来，流进嘴里，我却尝不出任何味道。邮递员用一副看什么可怜又肮脏的东西的嘲讽眼神看了看我，咕哝道，“真可悲。”然后骑上自行车，打着车铃骑远了。
我剧烈的心跳透过指尖，在眼前熟悉的字迹上颤抖着。三封信，分别来自巴黎，柏林，和华沙。每一封的右上角都印着邮戳和印刷体的Feldpostbrief，正中央的收件人处写着“Lavender Birkenberg”，左下角盖着斑驳的鹰徽。
鼻血还在流。我把信紧紧地捏在手里，仰着头，可笑而蹒跚地走进院子，打开家门的时候又弄掉了钥匙。我想我看起来一定狰狞极了。
——
亲爱的拉文德：
我寄给你的明信片，你收到了吗？
现在，我正坐在酒店的窗前，点亮一盏小油灯，望着巴黎深不见底的夜色。我试图告诉自己，对面是圣马洛的海，而楼下隐约传来的那些声音——《春之声》，酒杯碰撞的声响，甚至人群的喧闹——它们都是海浪的声音，是你在说你爱我，是我穿越漫长黑暗的，对你深浓的思念。
在见不到你的日子里，我每次想你，想的睡不着，就会去海边坐到天亮。为此我生过几场病，此前在华沙和拉罗谢尔时，分别病过两次，抵达圣马洛后才有所缓解；1942年的新年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周都会发烧，直到二月才慢慢好转。施密特军医对此很是头疼。布兰科医生说我没什么事，开糖水给我喝，和施密特在客厅里吵得脸红脖子粗。施密特举着一本医疗指南（大概是这个名字），非说我是肺炎，但很显然我不是。现在想想，大概是上帝在提醒我，经过漫长的分离，我命定的爱人终于要走到我身边了。所以在我们重逢之前，他不允许我离开这里。
请你放心，我的宝贝，我在火车上睡得很好，因为梦里都是你依偎在我怀中安然入睡的样子。你的照片被我缝在军装的左胸口，靠近我心脏的位置。我本来想把它放在口袋里，但我觉得，把你缝在我心上才最安全。谁都不能抢走你，你也不会从我的怀里飞出去。
我们被告知将在巴黎经停一夜。军队统一安排军官们住在（此处被涂黑）大街附近一座被当做宿舍的酒店里。尽管地处市区，但由于被树林与花园环绕，环境非常安静。士兵们住在另外的区域，但这不耽误军官们和他们一起出去鬼混。晚上在酒店有小型的宴会，但我没有去。还有一些人出门采购黄油，香皂和奢侈品。明天上午，我们会被组织去参观“士兵们的摄影与录像”展览*，我想你不会喜欢这个展览。我也不喜欢，但是我们必须去，因为在观看展览之后，我们将直接前往巴黎火车站。下一站，是柏林。我们大概会在柏林停靠一到两天，住在柏林的士兵可以顺路回家和家人短暂相聚。他们因此而欢呼雀跃。
不知道是不是酒店的工作人员出了错，我的房间里居然放着一本惠特曼的诗集，但这非常让我惊喜。它让我想起你，事实上，任何一寸空气都让我想起你。
“当昨夜万籁俱寂，我听见你的脉搏在我耳边鸣响小小的闹钟。”*
今夜于我而言，同样万籁俱寂，只因我心中洋溢着对你的爱情。请不要因为思念而哭泣。记得吗？海浪总会回到岸边，只要你在的地方，我总会回来。我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拥吻着你。我爱你，胜过世间万物。
希望你已经顺利入住绣球花街1号的旧房子。或许你没有选择那里，但我只能给这个地址写信，这是我唯一知道能寄信的地址。如果你租下那间房子，希望布兰科医生看在我曾经救过他女儿的面子上，没有收你很高的租金。临走前我把房子打扫得非常干净。如果我能离开得再晚一些，直到圣马洛的叶子变绿，我将在其中找到最像你眼睛颜色的那一片叶子，夹在书页里，想你的时候，就吻它一下。
我从未觉得旅途如此漫长。尤其在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时，我总是在想：“这就是我的爱人走过的路……她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从诺曼底，到雷恩，辗转地走来寻找我，而我现在却在按照同样的路线，离开她。”从我登上火车的那一秒钟起，我就想给你写信，但是我的纸和笔被另一个年轻的下士借走了，他说他要给他的妈妈写信，写完就还给我。而很不幸，我在接下来的旅途里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而我也借不到笔和纸。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东西，所以即使我会在巴黎经停，我还是一下车就跑到报刊亭去给你寄明信片。那里有免费的笔可以使用。
在雷恩经停的半个小时内，我下了车，呼吸着你呼吸过的空气。想到这几天的经历，我只觉得难以置信。我想着你可能就站在我现在站着的这一块地砖上，手里提着我背包里，你亲手织就的白毛衣，在湖蓝色的晨光下，焦灼地望着缓缓开来的火车；或者看着站台上抽烟，谈天，打闹和跳舞（我想他们是在放松筋骨）的人们，心底一片死寂的空茫，有些焦躁不安，又在前方朦胧的光线折射进眼睛时不自觉地皱眉。我总是能看到你，无论是睁开眼睛的白昼，还是合上双眼的黑夜，都是你。都是你。我无时无刻都能听见你为我祈祷，期待着我回到你身边，拥你入怀。我能感受到你强烈的爱意环绕在我周身，因此我活着，我们也活着。
我恨我自己，这样来之不易能静下心给心爱之人写信的机会，我竟如此词汇匮乏，又语无伦次；我被思念的潮水淹没身体和灵魂，浪花与水滴太多，我不知从哪一滴写起，回过神来，已经模糊了双眼，只能看清你的眼睛。静下来的时候，我总能听见你的声音，听见你在睡梦中呢喃我的名字，听见你轻声细语的“我爱你”。
我记得你接受我求婚时幸福而动人的笑容，记得你为我整理手提箱时偷偷擦掉眼泪的背影，记得你站在老房子的玄关里时，晨光落满你的头发和眼睛。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那一刻，我的心情。我觉得我置身于伊甸园的仙境，你是上帝的夏娃，是造物主的神赐，是阿斯加德的芙蕾雅；我听见所罗门的圣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密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亲爱的，请原谅我自诩你的良人，但你无疑是我此生唯一的佳偶。
我不知道我再从莫斯科回来见你时，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希望，我不会变成我父亲的样子。他晚上经常在梦中大喊大叫着惊醒，有时候会梦游，拿着枪到处乱打。安娜那时还小，吓得一直哭。妈妈会把我们锁在地下室里。（当然这一切不能怪他。）
愿这糟透了的一切早日结束。愿我早日回到你身边——我将在托斯卡纳的阳光下娶你为妻，履行离开之前我许下的诺言。
另：惠特曼的诗集我已经交予酒店经理。我嘱咐他帮我交还给主人，并拜托他替我拍一张照片，后续寄送至圣马洛，我们的家（我想我可以这样称呼它）中。我希望他会帮我。如果你收到了照片，请写信告诉我。
家中应该还有一些啤酒和牛肉罐头，啤酒瓶帮我留下，战争结束之后，我会拿它做圣诞彩灯。牛肉罐头盒你可以改成首饰盒，但是拉开盖子时，小心些，不要伤到手。
不用担心我，为了你，我将用尽全力活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我的宝贝，我的宝贝们，我亲爱的祖国。
向所有熟人致以诚挚的问候。
再见！
深爱你的
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
1942年2月16日
————
我用毛巾捂着鼻子，坐在餐桌前，将维尔纳的第一封信读完，忍不住幸福地微笑起来。我一次次轻抚着他的名字，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亲吻他，触摸他。他舒缓而整齐的笔迹，我熟悉的笔迹——那是如今荒唐的世界里，唯一属于我的残迹。我仿佛看见他披着阳光，站在落地窗前，同时戴着制服帽子和西装外套，对我点头致意；我看着他的身影出现在厨房里，戴着针织手套，正小心翼翼地更换厨房被露希尔的弟弟砸坏的玻璃，把圣马洛的风景照放回相框里。相思之苦被爱语短暂地稀释，只留下蓝莓杜松子酒的清甜，强烈的阳光令人迷醉。
但他信尾的落款却把我拖回阴天，和毛巾上的血迹。它们渐渐氧化成咖啡色。2月17日，巴黎——他在前一日，他离开的当日，刚写过明信片。字迹匆忙，内容也只有一句他曾对我说过的情话：“Was auch immer unsere Seelen sind – deine und meine sind dasselbe.”而且这封明信片是通过民用邮路送达。几天前，我还和菲利普抱怨邮寄的速度太慢。也是那次，菲利普告诉我，“人类博物馆”组织的十名成员，在我收到维尔纳明信片的那天——1942年2月23日，七名男性在蒙瓦莱里安堡被枪决；另外三名女性则被押往监狱与集中营。“同为法国的利益而战，我们却什么都没能为他们做。”他遗憾地说。
就这类事情，德军情妇——后来，他们叫我这类人“横向合作者”——从来没有资格发表言论。我只能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好图纸，并让菲利普顺便带走一朵放在我家门口的白玫瑰。
那晚，我对着维尔纳从巴黎寄来的明信片，沉默许久。之后，狠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又将纳粹的符号画在纸上，丢进壁炉烧掉。我知道我该恨的人很多，不只是纳粹，还有在战败后的民族耻辱，巨额赔款，鲁尔危机与印钞机的疯狂运转中，把德国一步步煽动至狂热的人；可真正将硝烟，死亡与焚尸炉的阴影压在欧洲，乃至于全世界头顶的，终究还是纳粹自己。
我将三个信封平摊在桌子上。巴黎，2月17日14时；柏林，2月20日10时；华沙，2月22日9时。三封信，分别由厚到薄，华沙的信件更是格外单薄。我沉默地看了它们一小会儿。我惊讶于我的心如止水。没有人敲门，雨后牛乳白的天空下，院墙边的树梢仍在安静地摇晃着。至少现在，一切都显得稀松平常。现在……他应该早已经过了布列斯特，成为征兵宣传片中拍摄的一员，就像我们曾唯一一起看过的黑白影片。
我希望战争结束，希望德国失败，希望英国和俄国胜利，希望法国解放。可我又是那么希望收到我爱人的信。
我深呼吸一口气，打开来自柏林的第二封信。
——
拉文德，我最亲爱的宝贝：
给你写这封信时，我在柏林一间旅馆的地下室内。稍后我会为你解释为什么是地下室。
在巴黎上车后，经过一夜的辗转，我们于午间抵达柏林。进入德国境内时，士兵们在火车上齐唱《美丽的西部森林》，所有人都在欢呼，吹着口哨，指挥官们纷纷打开黑啤酒，任凭大家陷入狂欢。我们爱着她，就像你也爱着你的祖国。我爱着她，就像我爱着你。
火车不会路过弗莱堡，所以我睡得很好，吃得很饱，也没有发烧。有些士兵眼巴巴地守着他们的家乡，彻夜不眠，只为远远地遥望家乡一眼，哪怕只能看到火车站熟悉的站牌。我醒来的时候，有人在哭，很多人的眼睛发红。
我是在走下火车的那一刻才哭的。
走出火车站时，火车站门口聚集着迎接我们的人群，鲜花在他们的手中飞舞，点亮了柏林春日灰暗的天空，仿佛战争已经结束，而我们也不会再离开家乡。士兵们环顾着他们，表情从急切到欣喜——很不幸，但很多人归于失望。
“妈妈！”“恩斯特！”“汉娜！”
母亲和妻子们抱住他们的孩子和丈夫，“你又和我们在一起了！”像我这样没有家人来相见的士兵，有些低下头默默流泪，有些扭过头去，拍着战友的肩膀大声说笑，约定晚上一起去妓院和酒馆。你一定好奇我的反应——我在想，未来有一天，我回到你身边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场景。我想，你也会这样站在人群中，站在圣马洛带着海水和石墙气息的阳光下……你的怀里，会抱着我们的劳伦斯或者爱默伦丝。“我的维尔纳，欢迎回来。”我了解你，我的爱，你一定会这么说，然后微笑着把孩子递到我怀里。
我保证，那时我不会哭。我不能让我们的宝贝对爸爸的第一印象是爱哭鬼。
在火车上时，我也想过，妈妈和安娜或许会来。但她们没有。我想她们可能没有收到我的信，也可能安娜再也不想来柏林——这里是她曾经最靠近梦想的地方，她绝不会愿意以甜点师的角色出现在这座城市。而也是在这座城市，她失去了她的哥哥。而妈妈的身体状况，在得知我要去莫斯科的消息后，每况愈下。她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她独自进行长途旅行了。
妈妈和安娜为我骄傲。她们在来信里称我是“伟大战争的英勇战士”。
这是我在1939年后，第一次回到柏林。我在给你写这封信时，柏林也和圣马洛同样，一片漆黑。这里的配给制度和法国同样严格，只是物资较占领区要丰富许多。我路过不止一间临时施粥处和急救站，悲伤的是，它们面前都排着长队。每条街都有炸弹留下的坑洞，尽管市政已经加以修补，但还是能看到模糊的淤痕。
柏林为应对空袭，修建了平民的庇护所。我的旅馆房间内也贴着防空宣传单和避难标示牌，明确地写着避难程序——而这就是我现在待在地下室里的原因了。在我给你写信的时候，空袭警报一直在我头顶鸣响。这里有简易的床铺和双层床，角落里恰好还有一小块地方，因此我还有足够的空间给你写信。普通的旅客们裹紧衣服，惊慌或麻木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旅馆老板则在和两个儿子玩“我是谁”。
“明天不知道又有哪个邻居被烧焦了。”
他的妻子一边织毛衣，一边说。信号弹和高射炮的光照亮了她苍白的脸。地下室的窗户和桌椅都在摇晃，而他们平静得像在过圣诞节。
我们说些轻松的话题吧，宝贝。我所在的旅馆楼下是酒馆，几个小时前，我在那里见到了我在音乐学院的老同学阿洛伊斯·布特，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们曾经是合租室友。他因患有晕血症，没有被征召至前线，而是留在柏林，在坦坡豪夫机场服役*，因为他会修钢琴，所以让他负责维修和保养飞机。我们和学生时代一样，聊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郭凯尔，还有V. Sirin*。阿洛伊斯还给我看了他和他妻子的照片。他们就要结婚了，在一个月之后。
我告诉他，我的爱人在法国，并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为他献上祝福。他祝福我胜利归来，并预祝我们幸福美满。
对我而言，唯一的胜利归来，是回到你身边。
是回到你的怀抱里。是在清晨的第一道曙光中，宁静地，深切地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