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为我难过的。因为一起帮助她的，是我们，是我与你。
可我都没办法对你诉说这一切，哪怕我将它们粉饰成一个只有我们能看懂的童话故事。只要卡尔·林德伯格还在这里，我就没办法给你写信。我很想用钢笔尖和手术刀扎进他的喉咙，我甚至诅咒他踩到游击队的地雷——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把家里最后一扇窗也关上？
我把那封没能寄出去的信拿出来，抱在怀里，无声地缩在沙发上流了一会儿泪。然后，才站起来，将血迹斑斑的蓝围巾丢进冷水里浸泡；又游魂般上楼，走进书房，将他的日记和写给“艾瑟尔·柯克兰”的遗书拿出来，准备将它们，以及维尔纳的怀表和勋章，都埋进地窖里。
自从我拿到这本日记，我就没有翻开过它。不是因为我不能承载它的重量，而是一个简单得有些天真的理由：日记虽然很厚，厚得像词典，但它也只有一本。我想等到自己确定怀孕后再看，如果没怀孕，那就等到下一个圣诞节。到那时，如果他还是不回来，我再打开看。但现在我觉得大概率是前者了。有过一次生化流产的经历后，我开始格外注重自己身体的细微反应——但我仍不能完全确定，毕竟这些日子经历的种种事情，都很有可能导致月经推迟。
我们的书房中，除了维尔纳留给我的几本书，和拉拉特赠送的《墓中回忆录》，就是我的医学类书籍。盖世太保确实没收了我所有的藏书，包括那本他专门送给我的《傲慢与偏见》，还有我们都非常钟爱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全套。不过他们当天搜查的时候，没有发现我枕套里缝着的两封信，一封是维尔纳第一次写给我的情书，另一封是达维德·拉齐纳的遗书。我需要把它们都埋进地窖里，以防盖世太保会上门搜查。
另一件要做的事，是检查我们的卧室。维尔纳走了之后，我就搬回了我自己的卧室住，对主卧只做最基础的打扫，没有打开过任何柜子，连清扫床铺都小心翼翼地，尽管我知道那上面已经没有他的任何气息。我也知道逃避没有意义；其实，现在想来，我还一直活在1942年2月16日，他离开圣马洛的那一天。
在我们还相伴的日子里，我从未打开过他那一侧的床头柜，最多只是去衣柜里帮他拿需要熨烫和缝补的衣物。因此，在打开衣柜，面对着空荡荡的衣架时，我的心情无比难过，始终无法让自己释怀他已经不在我身边的事实。衣柜里空无一物，只有玛德琳姨母的旧花瓶。我把它拿起来晃了晃，里面似乎有东西，听声音应该是张卡纸，但是我费了很大力气，连发簪和餐叉都用上了，却始终没办法将它弄出来。
“好吧。”我自言自语地说，“我记住了。”
我将花瓶放回原位，合上柜门，又拉开维尔纳的床头柜。
第一层的抽屉中放着用空一半的古龙水，我闻了闻，正是他惯用的雪松苦橙香；第二层的抽屉放着一沓空白的明信片，应该都是他的收藏，来自巴黎，布雷斯特，拉罗谢尔，圣洛，滨海布莱维尔和圣马洛。里面还放着这些城市的地图——但不是军人们用的那一种，都是在报刊亭里售卖的手绘折页和小册子，食物和景观被画师描绘得妙趣横生，色彩鲜艳，线条仿佛会跳舞，生机勃勃。我翻阅它们的时候，总有种时间还停留在战争开始之前的错觉。但我注意到这些纪念品中并没有泽西岛。这让我忍不住嘴角上扬——看来，他果然只在码头喝过啤酒。
我把它们放回原处后，拉开第三个抽屉，也是最深，最大的一个抽屉。
入目是三叠放得整齐的公文，都用绳子仔细地扎着，绑成我熟悉的蝴蝶结。两叠很厚，另一叠却格外单薄，但无一例外，都印着黑色的鹰徽。
我先将最外层的一摞拿了出来，放在膝盖上，慢慢地将绳子打开，展开纸张。
几行刺眼的字映入眼帘。
“诺沃利普基街驱逐情况报告（副本）。日期：1939年10月3日。地点：华沙。12号、14号、16号、18号和20号公寓中所有犹太住户已按照规定被清退，所有财物已封存，待上指令。一名住户吞枪自杀，已按照流程处理。我军所有操作均符合规范。执行军官：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上尉，德意志国防军第83步兵师第277步兵团第二营。执行日期：1939年10月2日。”＊
下方盖着一枚黑色的公章。是维尔纳亲笔写下的报告，一笔一划，我所熟悉的修士般规整干净的字体，短短几行字，我却仿佛透过它看见，那五间公寓中惊恐万分的身影，听见士兵们翻箱倒柜的声音。“犹太人，快滚吧！”＊而我的维尔纳，他站在喧闹中央，痛苦地看着这一切，看着战争打碎玻璃，在屋内行走，翻找，看着它正在成百上千的平民家庭中为所欲为，而他对此无能为力，只因他也是战争的一部分，代名词……在他进入其中某一户公寓的时候，一声枪响，怦然在狭小的公寓内炸开……公文的角落里，用铅笔写着一行德语：“Ein Bericht, fünf Familien. Gott wird mich dafür verurteilen.（一份报告，五个家庭。上帝将降罪于我。）”
我将它折起来，放回原位。接下来还有大概三张类似的驱逐报告副本，均是按照时间整齐排列。翻到第五张时，内容变成了“1939年12月罗兹犹太区，马里辛，维索拉街道和恰尔涅茨基耶街道私人信件审查报告”，仍是寥寥数语，记录着涉及敏感信息和疑似不服从命令的信件数量，审查员处，依然签着那个我熟悉的名字。
虽然我对这些让人汗毛直立的事早有心理准备，但在真正触及到这一切时，我内心还是五味杂陈。说不觉得恶心是不可能的——就像我每次在德国军人的处方笺上写着各种药物和名字；像维尔纳来的那天，我一行行写下的那个党卫军士兵的手术报告，我写在上面的任何东西，细节，包括我自己的名字，都让我满心厌恶。我相信，维尔纳也是如此。但厌恶无用，我们错了就是错了。它不能洗掉我们做过的任何错事。我庆幸于维尔纳留下的那行铅笔字，与我们相识的第十一天，他对我诉说的那些忏悔，他一直以来所做的，所有的事——他有罪，我也有。他不曾迷失于那场可怕的集体狂热之中，但他却无疑是这场浪潮中的一股浪花，而这层血色的烙印，将伴随他直到终生。
我继续向下翻。在1940年6月前，都只有类似的信件审查报告，只是被拦截的信件数越来越少，不知道是维尔纳动过手脚，还是由于人口锐减导致的基数变小，抑或两者都有。但他没有再执行过驱逐命令。1940年7月，出现了维尔纳在法国的第一封文书，是在布雷斯特，将二十位劳工移交OT工地使用的名单副本。虽然维尔纳不是起草人，但在“确认执行”处，有他的签字，后附这批劳工的简要档案，和被拓印到模糊的劳工照片。再向后翻，就都是大同小异的东西了，多是一些劳工出勤和休假申请的确认书，还有一些和华沙那几份类似的抓捕情况报告，最后一份，是1941年1月，在拉罗谢尔，之后就突兀地断掉了。我想，大概那时，他已经因为放走两个孩子，被“发配”到野战厨房去了。
维尔纳曾经对我提及过，“在野战厨房的第一个月非常快乐。”我现在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起初我只是认为与他的爱好与对纳粹体制本身的厌恶有关，现在看来，是我将他揣测得太过浅显——如果一个尚有良知的人每天被逼迫面对和处理这些事情，在野战厨房被同僚嘲讽将如同清粥小菜，签面包和香肠的出入库单，远比在名单下方签字要舒坦得多。
我怀着一种阅读病历的心情将它们绑好，放在身边，维尔纳枕头的下方。
然后，拿出第二叠公文。
“布雷斯特，1940年11月8日，副本，致：巴黎驻法德军司令部行政处。关于申请对关押于巴黎桑特监狱保罗·郎之万教授暂缓羁押的建议的函……郎之万教授在法国国内外物理学界颇负盛名，在巴黎，乃至欧洲学术界具有深远及广大的影响力，如持续羁押，恐引起学术圈动荡，与欧洲合作精神相背离……尽管其政治立场存在不适当之处，此时巴黎气氛紧张，不宜再起波澜，恳请对郎之万教授从宽处理，以维持占领区秩序与国际观感……”＊
“拉罗谢尔，1941年1月16日，副本，致：拉罗谢尔地方监狱，拉罗谢尔军医处。就囚犯斐迪南·拉瓦尔转送地方医院进行医疗观察暨侦办范围的建议书……该囚犯与我军士兵在咖啡馆内曾发生冲突，我军已关闭该区域所有类似店面，目前该区域已完成相应处置与警戒部署，再行扩查，未必有益。……为利于占领区民心稳定，不宜扩大范围至其家人，邻居……该囚犯腿部无法移动，建议速转至地方医院进行医疗观察……”
“拉罗谢尔转寄布雷斯特，1941年8月31日，复写件，致：L??Organisation Todt (OT)工程管理处，布雷斯特地方司令部行政处。关于推荐法国公民路易·阿兰德担任检修工程师的信函……在目前布列塔尼地区缺乏德国高级技师的情况下，不建议将具有专业技能的路易·阿兰德先生转运至德朗西镇，宜招募至工厂进行……”
后面还有一些类似的公文函件。有写给军工厂的，也有给配给部门和市政部门的；从城市排布，布雷斯特较少，拉罗谢尔和圣马洛居多，尤其在他被罚到野战厨房的那段时间。华沙也有，但只有一封，内容是建议允许犹太房主们不需批准即可带走家中财物。但彼时的维尔纳显然还没有“经验”，措辞文雅，但相对稚嫩直白，远不如在法国书写的这些公函圆滑老练。它被大大地画了一条斜线，写着“不同意！”，后面附着一封对他“思想软弱”的批评信，言辞激烈，来自一位国防军少校，名字被维尔纳用笔涂黑了，严严实实的。我想，大概是他当时的文职长官。
维尔纳甚至没有把它们按照日期排好，只是鉴于个人的整理习惯，单纯地将它们整理整齐后，放在这里。包括他曾提及过，以克劳斯的名义上会的一封建议维持占领区煤炭供给的文书，也都放在这里，下方批注区洋洋洒洒地写着一句“同意”，可它却被放在最下方。相比那摞文书，被丢在抽屉深处的回函只有可怜的一小叠，我大致翻了翻，大多数是“不同意”，“予以考虑”，也有少数是“同意建议，感谢来信”，写给巴黎的那封信则没有回音。我知道那位郎之万教授在1940年12月获释，现在软禁在特鲁瓦。那时我正在为那位法国老父亲愈重的沉疴，和争取医委会的外国医生豁免而焦头烂额。而我知道，这也是那些我们不曾出口的白天里，他的一部分；很小，却很柔软，很干净的一部分。与那些改变世界的口号相比，这些痕迹堪称微不足道，平凡而简单，可它们却确确实实伸进了已经挂在脖子上的绞索，短暂地为谁打开过一扇窗，争取过片刻的安宁。
我把它们一张张按照时间重新整理好，包括那些回函，一份份找到它们对应的“另一半”，无论是被拒绝，还是被通过，被无视。然后，将两叠文件并排摆在维尔纳躺过的位置。
做完这一切，我在我自己那一侧，躺了下来，静静地望着它们，心底一片空茫，连我自己都惊讶于我自己的平静：我似乎窥见了未来的命运，又陷入一种游离的奇特状态，灵魂仿佛漂浮在空中，暴风雨到来之前，乌云与水汽的夹层中。
我的维尔纳没有带走这两叠文书，他将它们留在了我们的家里。有犯罪，有赎罪，但究其本质，都是一个普通的国防军上尉，在履行他那点微不足道的“职责”。仅此而已。望着它们时，我越来越明了，为什么命运会让我们两个走到一起，为什么他会看到白大褂下面的我，为什么他要小心翼翼地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下，执拗地想给我一个有未来的家；为什么他会在看到塔玛拉夫妇的礼物时，对我说出那句“希望世间所有的祝福都降临在你身上……”
因为我们的罪，我并不为自己是“国防军上尉的夫人”而觉得体面。但只要他还是我的维尔纳，我就会为自己是“冯·比尔肯贝格夫人”而骄傲一生。
三月就这样在卡尔·林德伯格的阴影和寄不出信的焦灼间，开始了。我也在广播里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播报：我的祖国炸毁了布鲁纳瓦尔雷达站，那位英军少校约翰·弗罗斯特和他的英国第1□□师已经凯旋而归。它位于勒阿弗尔附近——我乐观地想，大概也有威廉·弗林特的功劳。这次的事件之后，由于同处大西洋壁垒范围，布列塔尼大区又一次对当地的英国侨民进行排查，并加大了警戒力度，大概也正是因为被这些事情拖住，那日在邮局见到卡尔·林德伯格一次后，我并没有再见到他。
但主宫医院那边却传来一条不算太好的消息。随着大西洋壁垒工程的推进和东西线战局的日益紧迫，主宫医院能分给法国民众的医疗资源越来越少，亨利医生等法国本土医生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他们马上要派德国的医生来接管主宫医院。”在配给商店的队伍里与阿尔芒娜接头时，阿尔芒娜这样告诉我。“德国人已经派了一批工人去整理方丹庄园……似乎要将那里改建成新的民用医院。所有的法国医生和病人，都会被迁移到那里去。”
自从上次在主宫医院相认后，阿尔芒娜终于借着还钱和献花的理由，在菲利普的掩护下来到了我的家。她一进来，就扑上来抱着我，眼泪流个不停。菲利普满脸都写着“我就知道会这样”，有些不自在地扭过头。
“对不起。”她不停地说着，“对不起……艾瑟尔。是我害了你，害得你和上尉……”
“阿尔芒娜，别自责。不是你的错。”我说。
在维尔纳和奥古斯特挖出的地窖里，我把大楼被炸的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尔芒娜和菲利普，包括我塞进锁芯里的处方笺，和我如何一枪托打晕德国兵，帮助乔治发送信号。
“但如今，这个真相，不会有人接受的。”我对他们说，“我只是做了最后一步。一切都要归功于那位费斯先生，他才是真正的功臣。我做再多，也没办法洗清我是法奸的事实。那天的证据，条条都指向我，无论阿尔芒娜是否为费斯先生收敛遗骨，这件事，都迟早会被发现。”
“他知道吗？”菲利普问。
“现在应该都知道了。”我回答，“当时，我只是告诉他，和我有关。其他的细节，我没有告诉他。”
也是借着这次来访，我将自己寄信的困境告诉了他们。
“有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来书店见我？”菲利普诧异地说，“我们是朋友，艾瑟尔，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有办法可以帮你把信寄出去。别忘了，你还是不眠者同盟的一员，是我们的白桦树小姐。午夜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小说，我正在看，还准备送给你一本呢。不过你得等我先把它看完。”
这一次，轮到我抱着阿尔芒娜痛哭失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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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痛苦之卷：卡普兰的华沙日记》中的真实描述
＊出自《痛苦之卷：卡普兰的华沙日记》中的真实描述
＊参考1919年，□□先生被捕时，学界众人为营救先生发起的请愿书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