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尔纳受伤之前的故事里，对沃尔夫·施密特这个人，一直以来，除了他是个头顶反光的秃子外，我对他都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其实那之后也没有），只知道自从1940年6月起，就随占领军一直驻扎在圣马洛，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得到休假机会；同样的职业，曾数次将我们置身于同一间手术室，监狱的办公区，或者工厂的车间。由于我是女性，又是英国国籍，他一直对我保持着敬而远之的谨慎态度——但有趣的是，他曾经多次调阅我存放在病案室的患者病历，尤其是我治疗那位法国老父亲的病历，他借走看了许久。黛西·德·米洛＊曾经委婉地提醒过我这件事，嘱咐我，“施密特医生是已婚，柯克兰医生。”我对此则一笑置之。
施密特拜托亨利，约我在金雀花广场的Chez Marianne餐馆见面，时间约在次日中午十二点三十分，一个士兵，警察和市民都昏昏欲睡的时间。我让亨利转告他，我会穿一条红色的格子连衣裙。
餐厅内人并不多，算上我们，大概也就两三桌。战争开始之后，我还是第一次来到餐厅用餐——餐厅，早已成为黑市商人，通敌者与占领军的专用地点，平民成为穷人，饥饿才是常态；无论常态如何，总有人穿着奢华的服饰，吃着一顿五百法郎的美餐。＊和菲利普闲聊时，他告诉我，巴黎的里兹酒店每隔三周就会举办一次“圆桌会议”，邀请德国和法国的“精英”们共进晚餐＊——在他们高谈阔论着德法统一，英国毁灭后的繁荣愿景时，几条街外的配给商店门口，正有主妇在因为最后三磅土豆的归属而打架。
施密特已经在窗边的桌前等待我。他在看见我时，目光有片刻的犹豫，仿佛在确认什么，又带着不敢确信的陌生感；而他目光落在我臃肿的腰腹时，我清晰地看见他眼中，那种看待流浪猫狗式的，来自强者对弱者，主宰者对寄生者的怜悯。
他只点了两杯白葡萄酒。我们假惺惺地互相做了自我介绍后，施密特就一直盯着我的脸。我则配合地做出一副不好意思的姿态，推了推眼镜，又“羞涩”地摸了摸脸。
“您……是在介意我脸上的粉刺吗？”我说，“还是法令纹？”
“当然不是，夫人。”施密特敷衍地回答，收回了打量的目光。“只是觉得，很多人说您和艾瑟尔·柯克兰医生很像——您应该也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吧。”
“当然。”我低下头，“我丈夫的情人。但是——布兰科医生告诉我，您今天约我见面，是要告诉我，和我丈夫有关的事。”
“是的。”施密特说，“但我要从半年前的一桩旧事说起。半年前，1941年的圣诞节，柯克兰医生因为涉嫌间谍行为被捕。当时审讯她的盖世太保，正是日前，曾经到您家中拜访的卡尔·林德伯格少校。柯克兰医生被捕的第二天，即因急性脑膜炎感染而死——当时签字的两位医生，一位是我，另一位，就是您的房东，亨利·布兰科医生。——您也知道圣马洛关于您，柯克兰医生，还有冯·比尔肯贝格上尉之间的故事，夫人。”
我仍低着头，轻轻抚摸着隆起的肚子，但心跳却逐渐急促起来。
施密特叹了口气，说，“就在我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在前往俄罗斯前的一个星期，冯·比尔肯贝格上尉曾经交给过我一份名单，上面写着所有牵涉柯克兰医生死亡旧案的人员的名字。从监狱长，到主宫医院当时负责的军医监察官，当晚值班的SD文职官员，还有当时在尸体焚烧确认单上最终签字确认的军官。他没有说很多，但是我知道，这份名单，他应该同样也交给了这些人——我的名字，也会出现在他交给别人的名单上。他告诉我，一旦有一天，林德伯格旧事重提，就去找名单上的人。他已经打点好了这些人，尤其是监狱长。但我必须要保证当晚的医学结论不被推翻。”
维尔纳“打点”监狱长的事情，我是知道的。而就维尔纳的性格，他会为这些人安排后手，也并不是什么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尤其是这些人里，还有亨利——我的父亲。也因此，听到这里时，我尚且能演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
“您也说是旧事重提。”我故作讽刺地说，“我已经怀孕四个月了，施密特医生。没有哪个女人喜欢听自己的丈夫和情人的爱情故事。您今天约我出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吗？”
“当然不只是这样。”施密特冷笑一声，说，“如果您以为只是这么简单，那么，您就太低估盖世太保和SD的能耐了，夫人。上尉在来圣马洛之前，已经多次被指控‘不称职’，‘不忠于第三帝国’。最严重的一次，他甚至被派去野战厨房，每天给人清点面粉和罐头——至少也是参与过波兰战役，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的步兵上尉，居然连两个犹太小孩都抓不住……包括我自己，一度，也把他当成笑话。我们起初，还故意瞒着他，不让他知道给他安排了一间敌国侨民的房子；为他配置的军车，被临时征用的次数，也是最多的，连我都用过他的军车去火车站……从瑞士来的夫人，您就没想过，为什么您作为一位中层军官的未婚妻，会沦落到给托特组织当译员的地步吗？而且您现在还怀着孕。就算您不是档案里的军属，也不该窘迫到这种地步。”
“您到底想说什么？”
“看来上尉什么都没有告诉您，夫人。”施密特用怜悯和讽刺的表情看着我，“柯克兰医生死后，卡尔·林德伯格失去了一次最好的立功机会，为了泄愤，调出了上尉之前所有的案底。再加上，此前，他就与上尉有旧怨……他建议将上尉以叛国罪移交夏洛滕堡，并将他在弗莱堡的家人们列入监视名单，以儆效尤，表达德军对意识形态敌人的坚决态度。他连家人都保不住，更何况布兰科医生？”
旧怨。
这个词汇从施密特口中跳出来的一瞬间，即使我再努力告诉自己，不能露出任何蛛丝马迹，还是忍不住瞪大了眼睛。我紧紧地攥着裙子的布料，另一手死死地按在桌面上，几乎是从喉咙中挤出一句话：
“……旧怨？他和林德伯格，有旧怨？”
“柯克兰医生曾经因为消极治疗被捕。”施密特喝了一口酒，不耐烦地说，“真不知道该说您是愚蠢还是被保护得太好，夫人。每天穿着保护壳，连壳子是用什么做的，都不知道。说起来，也是有趣……导致她被捕的那个病人，也叫卡尔，卡尔·赖尼克。如果您肚子里的孩子是个男孩，您最好别给他起名叫卡尔。只不过当时，乌尔曼上校亲自干预了这件事，林德伯格虽然急功近利，但他当时必须巴结上校，所以只能暗自咬牙……我看过卡尔·赖尼克的病历，确实很奇怪。不像柯克兰医生会出具的治疗方案。”
我哆嗦着问道，“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这一次，施密特没有回答。他只是给自己再倒上一杯白葡萄酒。清澈的酒液击打在透明的杯子里，水声细微而清冽，我却听见真相犹如崩塌的冰山般，冰凉又沉重地向我扑来。
我自以为的一次次靠岸，竟是一次次由于触礁而导致的停滞；我一直以为我还在海上漂浮，航行，而真相却是——我的爱人以自身成为我依托的船板，我依偎着他的怀抱，自以为满眼都是他，可我却没有看到，他的背后，早已是冰冷无依的无底深海，只有冰冷，黑暗，还有随时可能将他吞噬的，一个又一个名为“忠诚”，“制度”，“纳粹”的漩涡……闪电猛然撕裂海面上平静的夜空，撕开那道藏匿着冰山的夜幕！我面对的从来都不是风暴初歇的平静夜空，而是——维尔纳那件深蓝色的制服大衣！
宝宝仿佛察觉到了我疯狂席卷的心潮，腹部隐约传来一阵微微的胀痛感。在一阵阵的天旋地转和遍布视野的噪点里，我把冷汗淋淋的手再次放在隆起的肚子上。
“请您……继续说下去。”终于，我说。
施密特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虽然冯·比尔肯贝格上尉的一些行为让人嘲讽，但他是贵族，有人脉，写得一手好文书，在系统中也算长袖善舞，加上之前又出过那样的事，几乎是公认的‘不适合前线’。就算没办法留在圣马洛，至少他还有机会留在后方。夫人，您也知道，这在如今，是多少士兵求之不得的事……可为了保住他的家人，也为了保住布兰科医生，他提交了主动认罪书，将当晚的事件从‘紧急医疗行为’定性为‘不当关系引发的军纪丑闻’，并且自请前往东部战线服役，自愿放弃未来晋升，放弃一切作为军官的福利待遇，以抵消为家人带来的影响。写完那封报告，他就莫名其妙的病了，每天都发低烧。我每次见他，眼睛都充血，红得像被鸟啄过。”
“……每天都低烧？充血？”
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问什么了，“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施密特答道，“不清楚。起初我还以为他是传染病，或者慢性肺炎。但布兰科医生说他没什么事——他认为，他只是疲劳过度引发的体温异常，不需要过分干预。”
“……可我记得83师在1月时，已经都前往俄国了。”我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不然我也不会来圣马洛，找我的姨母。”
“东线缺人，但不是什么人都需要。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这里，和您说这些‘无关紧要’的话。夫人，我知道把这些话告诉一个孕妇，非常残忍，但您必须知道，您身上到底系着什么。话说回来，渎职，不当关系，意志不坚定，这些东西一桩桩压在一个军官身上——如果俄罗斯是地狱，那么冯·比尔肯贝格上尉，现在就是在地狱中的沼泽里。至少，休假是轮不到他这种人的，您寄给他的信，我也奉劝您，把寄信的钱省下来，给您的孩子买衣服和鞋子——作为惩罚的手段之一，他可以继续和后方的家人通信，但——只要是从圣马洛寄出的私人信件，他是永远不会收到的。”
施密特话音刚落，我再也忍不住，猛地站起身，冲出餐厅门外，将早上吃的东西稀里哗啦地吐了出来。有两个小孩子打闹着跑过我身边，稚嫩的童声，却如同一把碎玻璃洒进我的脑袋里，令我头昏脑涨；阳光洒在我的睫毛，融化在我满眼的泪水里，再折射成一根根冰针，刺入我的胸腔。我靠在墙边，明明是白天，直起身来后，我却觉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弯下腰，保持着那种仿佛被压弯的姿势，我才能看到眼前的东西——我仿佛看见它们变成了俄罗斯的烂泥和大雪。
我想起了很多东西。我想起了第一次流产之后的那个早晨，维尔纳在厨房里的背影；和在那之后的次日，他侧对着我，轻声说出的那句——“那明天呢？”我也想起我在消极治疗后可笑的殉道。我觉得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却又反而更茫然。我开始分不清谁才是那个脓包，是我，是纳粹，是弄人的命运，还是荒唐的战争。
但我必须撑下去。还有一件事，我分得清——我和他共同的心脏，一起在我身体中跳动着。圣马洛不能寄，还有迪纳尔。还有雷恩。再不济，还有泽西岛。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寄出我的信件……沃尔夫·施密特只是一个军医，他并不是邮政系统的人。林德伯格那种人，又能指着他嘴巴里说出什么实话？……维尔纳答应过我，只要我在的地方，他总会回来……总会回来……
我靠在餐厅的墙边，久久未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一位宪兵揽着他的情人走出来，我才回到餐厅内。
施密特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只是这次，他手里拿着一个有些眼熟的笔记本，正在认真地阅读。而我的座位上也多了一杯泡着薄荷叶的白水。
“抱歉，施密特医生。”我说。说话时，嘴里泛着胆汁和食物混合后，又苦又烂的怪味。我想我的身上一定满是呕吐物的味道，刚才进门的时候，我路过侍者，而他紧紧地皱起了眉。
“没关系。”施密特有些尴尬地看着我，没话找话地说，“他多大了，夫人？”
“四个月。”我说。
“四个月的话，那么，预产期是……是……”
“十一月初。”我心不在焉地回答道，“当时，维尔纳的位置，和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是同一个吗？”
施密特愣了一下，惊奇地看着我。
“是的，夫人。”
“那就好。”我说，“您还有什么事吗？”
“喔，有的，有的。”
施密特的眼皮上下抬了几次。这一次，他的眼神不再充满讽刺了，反而露出了非常浓郁的留恋之意；像在把什么心爱之物假手于人——小女孩们把心爱的洋娃娃放回橱窗里时才有的落寞表情，此时浮现在一个四十岁左右，穿着纳粹制服的秃头男人脸上。
“既然您现在住在柯克兰医生的故居内……那么，这是柯克兰医生的神经外科学笔记，是她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的旧物。我不能再留下它了，还请您替我物归原主吧，夫人。”
施密特说完，却还抱着那本笔记，并没有要松手的意思。我还未完全从被冰块活埋的感觉里缓过来，现在又猛然被拖回几年前，连夕阳都充满温暖和生机的大学岁月。
几年前。是啊，我才二十七岁。连十年前都没有。
“物归原主？读书时的旧物？”
半晌，我木然地重复。
“是的。”施密特不好意思地笑笑，“还希望您能帮我保密，夫人。如果让人知道，我居然在阅读一位女性医生的旧笔记，会被当作笑料的。尤其……这还是英国人的笔记。”
“当然可以。”
我盯着那个笔记本的封皮。我已经忘记它很久很久了，但确实是我的东西。不用猜，肯定是维尔纳拿给他的——但这件事，他从没跟我说过，我也从不主动询问他的社交圈。
“是您向我丈夫借用的吗？”我问。
“不是。但上尉非常会投人所好。无论是爱财如命的监狱长，还是求知若渴的我。”
施密特把笔记本放在桌上，轻轻抚着封面上已经斑驳的“Exercise Book”，说道，“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从未见过细致的创口清创手术＊，直到我来到主宫医院，和布兰科医生，柯克兰医生共事。去年十一月，上尉来找我，要求我开具一份空白的精神评估证明——这就是他交给我的人情费。但他只允许我借阅到新年……后来，我想，他应该是悲伤过度，从而把这件事忘记了。”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错落的割裂感，和铺天盖地的坠落感一齐剥夺了我说话的能力。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了解我爱的那个人。又或者，我从未了解过他。在我的面前，他永远是那个会谈文学和音乐，会害羞，会因为害怕我不要他，抱着我撒娇的大男孩；他带给我风暴，甚至连他自己也是风暴卷过来的一块羊毛毯，可他又是我在这场风暴里的床铺，厨房，换言之——我的家。
见我没动，施密特也终于站起来，将那个笔记本放回我手里。他低声说：